超越知识：塑料食品包装使用频率、安全处理与不安全处理的行为特异性驱动因素——以越南河内大学生为例

《Cleaner and Responsible Consumption》：Beyond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the Drivers of Safe and Unsafe Plastic Packaging Use in Food Consumption

　　

本研究通过区分三种结果——使用频率、安全处理和不安全处理——考察知识为何不必然转化为负责任的塑料包装实践。安全处理被操作化为在重复使用瓶子前检查塑料识别码（plastic identification codes），而不安全处理采用五项潜在风险食品接触实践指数（index of five potentially risk-bearing food-contact practices）测量。研究人员使用与结果适配的多变量模型（outcome-appropriate multivariable models）分析越南河内244名大学生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三种结果具有不同的关联模式。便利性（convenience）与使用频率正相关，而选择评价能力（choice-evaluation capability, CEC）与使用频率负相关；习惯（habit）在调整后无统计学显著性。安全处理与健康风险感知（health-risk perception）和CEC正相关，但与知识负相关。健康风险感知与不安全处理指数得分负相关，而CEC与这些得分正相关。这些发现强调行为特异性（behavioral specificity）：与常规消费相关的因素不同于与安全处理和不安全处理相关的因素。知识同安全处理指标之间的负向关系不应被解释为因果差距的决定性证据，因为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cross-sectional design）且安全处理的操作化范围较窄。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常规塑料使用的努力可能受益于处理便利性相关障碍，而更安全处理可能受益于具体的健康风险沟通、更清晰的标签和可操作指导。

论文主体解读：塑料食品包装已成为现代消费体系的常见特征，在快速城市化和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明显。塑料包装虽具有便利等优势，但其广泛使用引发环境影响和潜在健康风险担忧。既有研究关注知识和环境意识等认知因素，但知识并不必然导致行为改变，即“知识—行为差距”（knowledge–behavior gap；知识未必转化为行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解释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如何影响行为意向的框架）的解释力因情境而异，习惯、便利和情境约束也塑造塑料相关行为，个人健康风险感知可能影响使用方式。现有文献常将塑料消费视为聚合构念，关注减少意图或总体使用水平，对不同塑料相关行为异质性探讨不足。实践中消费者可能继续使用塑料包装，但在具体预防性和潜在不安全处理上不同。越南河内快速城市化、便利产品依赖增加，使该问题突出。因此研究人员基于TPB、知识—行为差距、习惯与情境视角和风险感知研究，建立探索性行为框架，区分三个相关但不可互换的结果：塑料包装使用频率（frequency of plastic-packaging use）、安全处理（safe handling；本研究中指重复使用瓶子前检查塑料识别码）和不安全处理（unsafe handling；五项潜在风险食品接触实践指数）。研究目的考察知识为何不必然转化为负责任塑料包装实践，并检验不同结果的相关因素是否不同。

研究人员开展横断面匿名在线问卷，样本队列来源为越南河内大学在读学生，2025年1月15日至2月18日通过大学和学生网络非概率便利传播；278份提交，排除34份不完整，244份完整分析，分析保留率87.8%。结论显示行为特异性：便利性与频率正相关、与安全处理负相关；健康风险感知与安全处理正相关、与不安全处理指数负相关；CEC与频率负相关、与安全处理正相关、与不安全处理指数正相关；知识未呈一致正向关联，调整后与安全处理指标负相关但非因果；习惯调整后不显著。意义在于常规使用与安全/不安全处理相关因素不同，干预应分化：减少频率可针对便利障碍，安全处理可针对健康风险沟通、清晰标签和可操作指导。

关键技术方法：横断面匿名在线问卷；样本队列来源为越南河内大学在读学生，非概率便利网络传播；2025年1月15日至2月18日；278份提交，34份排除，244份完整。采用结果适配多变量模型：频率用比例优势有序logistic回归（proportional-odds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用于有序分类结果）；安全处理用二元logistic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用于二分类结果）；不安全处理指数用普通最小二乘（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并HC3异方差稳健标准误（HC3 heteroskedasticity-robust standard errors）。纳入环境风险感知、健康风险感知、知识指数（knowledge index；五项选择题正确比例）、便利、价格、耐用、习惯、环境意识、CEC三项复合；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 VIF）为1.09–1.27；无插补。

4.1 描述性统计：N=244；健康风险感知均值4.18（SD=.78）高于环境风险感知3.01（SD=.93）；知识指数均值0.54（SD=.26）；便利87%、习惯61%、环境意识11%；频率均值3.45（SD=.65），无“never”，rarely为8.6%、several times per week为38.1%、daily为53.3%；安全处理41%；不安全处理指数均值2.65（SD=.72）。通过描述性统计得出高健康风险感知与高频使用在本样本中共存；描述统计不能建立知识—行为差距或解释其机制。

4.2 双变量关联：Spearman相关显示，频率与便利ρ=.17（p<.01）、耐用ρ=.13（p<.05）正相关；安全处理与便利?.17、耐用.15、知识?.28（p<.001）、健康风险.19、CEC .20相关；不安全处理九项预测变量均无显著双变量关联。通过双变量相关得出初步关联，但该分析不能替代调整分析，也不能证明机制。

4.3 多变量模型：频率模型LR χ²(9)=19.85，p=.019；便利OR=2.59（p=.019），平均边际效应（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AME）=.315；CEC OR=.44（p=.030），AME=?.251；耐用OR=1.71（p=.089）不显著；习惯不显著。安全处理模型LR χ²(9)=55.22，p<.001，McFadden伪R²=.167；健康风险OR=1.69（p=.014），AME=.100；CEC OR=3.12（p=.010），AME=.217；便利OR=.24（p=.002），AME=?.283；知识OR=.14（p=.001），全范围AME=?.370；环境风险p=.076、耐用p=.065。不安全处理OLS模型R²=.079、调整R²=.044，F=2.23，p=.021；健康风险B=?.207（p=.004）；CEC B=.360（p=.005）；其他不显著。通过结果适配多变量模型得出三个结果具有不同关联模式，支持行为特异性；知识负系数为调整后横断面关联，不表示知识导致较少安全处理。

讨论部分总结：中心发现是三种结果相关但不可互换。频率捕获常规暴露；安全处理捕获一项有意预防；不安全处理聚合五项潜在风险实践；安全与不安全处理并非机械相反，同一受访者可能一种情境检查编码、另一种情境进行风险处理。便利是常规频率最清晰的相关因素，并与安全处理较低概率相关；习惯不显著不否定习惯理论，因研究使用单一二分类指标而非行为自动性验证测量；健康风险感知在两种处理结果中模式最一致，个人相关食品接触风险可能比弥散环境危害更近端。知识对频率和不安全处理无关，与安全处理指标负相关，不应解释为知识有害或过度自信，可能涉及构念覆盖不足、知识题与编码检查项不匹配、测量误差、既往经验、残余混杂或反向因果。CEC与较低频率、较高安全处理和较高不安全处理指数相关；因其项目关注包装质量、来源和材料类型，更适合理解为构念诊断而非TPB内部矛盾，其正不安全处理系数不能解释为感知行为控制促进风险。环境风险感知和环境意识调整后不显著，可能反映单项目或二分类测量。理论意义在于行为特异性，预测因素相关性依赖被解释行动；模型解释力有限，未测因素可能包括态度、主观规范、标签和监管信任、替代品可及性、社会经济资源、家庭常规、情绪和产品可及。实践上，大学和公共卫生教育不应仅一般意识宣传，应将具体包装编码和食品接触风险链接到简单行动规则，如何时不加热、不重复使用、不暴露高温，并做实际演示；生产者、零售商、餐饮和外卖平台应使可重复使用或非塑料选择在时间、努力、便携性和可及性上有竞争力，并在选择和使用点提供信息；监管和标准机构应提供更清晰、标准化、可理解标签，区分回收标识与食品接触和安全使用说明；消费者组织应围绕具体实践组织信息，而非全局分类。

研究结论（Conclusion）翻译：本研究使用与结果匹配的估计方法，考察河内244名大学生的三种不同塑料包装实践。便利性与较高使用频率和较低安全处理相关；健康风险感知与较高安全处理和较低不安全处理指数得分相关；选择评价能力在不同结果中方向不同，不应解释为经验证的TPB感知行为控制。知识未显示一致正向关联，其在与安全处理窄指标下的负系数不证明知识有害。研究发现贡献有限定的行为特异性：常规频率、安全处理和不安全处理不应自动聚合，因为概念和实证上不同。本研究中安全处理由一项检查识别码的预防措施代表，不安全处理由五项潜在风险实践代表。实践含义相应分化：减少频率的努力可能受益于处理便利性障碍和替代品可及性；促进安全处理可能受益于可操作健康风险指导、可解释标签和使用点支持。局限包括：横断面自报数据不能建立时间或因果关系，可能有回忆和社会赞许偏倚（social-desirability bias）；非概率样本集中于二年级大学生，不代表所有学生、年轻消费者、河内居民或越南；若干预测变量为单项目或二分类；单一检查识别码项目低估安全处理广泛领域；不安全处理指数内部一致性中等；重要社会、态度、监管、经济和情境预测变量未测。未来研究应采用经验证的行为特异性多项目测量、招募更多样概率或配额样本，并用纵向或实验设计检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