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ldren》：Neonatal Disorders Across the Development Gradient: Inequality Divergence and Future Trajec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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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描述新生儿疾病跨社会人口学发展梯度的全球负担，重点分析时间趋势、绝对与相对不平等、归因风险和未来轨迹。方法：利用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年数据，研究人员分析了1990—2021年204个国家和地区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
目的：描述新生儿疾病跨社会人口学发展梯度的全球负担，重点分析时间趋势、绝对与相对不平等、归因风险和未来轨迹。方法：利用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年数据，研究人员分析了1990—2021年204个国家和地区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率。时间趋势通过估计年百分比变化（EAPC）量化。与发展相关的不平等通过斜率不平等指数（SII）和集中指数（CI）评估。归因负担评估了低出生体重（LBW）、短孕周（SG）、环境颗粒物污染（APMP）和固体燃料家庭空气污染（HAPFSF）。联合国机构间儿童死亡率估算小组（UN IGME）的新生儿死亡估计用于外部验证。使用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RIMA）、指数平滑状态空间（ETS）和以社会人口学指数（SDI）为外生变量的ARIMAX（ARIMAX-SDI）模型预测至2050年的趋势。结果：2021年，新生儿疾病仍不成比例地集中于低SDI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1990—2021年死亡率和DALY率大幅下降，而发病率和患病率的趋势较不理想。绝对不平等缩小，但相对不平等扩大，表明进展并未按比例分布于整个发展梯度。早产是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低出生体重和短孕周是主要归因风险。预测显示，至2050年死亡率和DALY率继续下降，但患病率增加。结论：新生儿疾病仍然是一种对发展敏感的全球健康负担。策略应超越降低死亡率，涵盖预防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减轻特定情境环境风险以及为幸存者的长期疾病状态提供照护。
新生儿疾病仍是全球儿童健康损失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2年约230万新生儿死亡，占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47%，且负担集中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近年来新生儿死亡率下降速度已落后于婴儿后期存活改善。早产是新生儿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因素，2020年估计有1340万早产儿，近100万死于早产并发症。已有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多分开分析负担、不平等、病因与风险，缺少统一框架；绝对不平等与相对不平等是否同向演变、疾病构成与风险结构如何在SDI谱系上整合、独立数据外部验证及长期预测模型比较仍关注不足。因此，研究人员利用GBD 2021数据，系统刻画1990—2021年204个国家和地区新生儿疾病负担在SDI梯度上的分布与演变。
研究人员分析了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SP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ASDR），采用估计年百分比变化（EAPC）量化时间趋势，用斜率不平等指数（SII）和集中指数（CI）分别评估绝对与相对不平等，用人群归因分数（PAF）评估低出生体重（LBW）、短孕周（SG）、环境颗粒物污染（APMP）和固体燃料家庭空气污染（HAPFSF）的归因负担，并以联合国机构间儿童死亡率估算小组（UN IGME）的新生儿死亡率作外部验证；使用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RIMA）、指数平滑状态空间（ETS）和以SDI为外生变量的ARIMAX（ARIMAX-SDI）模型比较预测2050年前趋势。结果显示，2021年负担仍集中于低SDI地区；死亡率与DALY率明显下降，而发病率与患病率趋势较差；绝对不平等缩小但相对不平等扩大；早产是主要负担成分，LBW和SG是主要归因风险；预测到2050年死亡率和DALY率继续下降、患病率上升。研究意义在于将负担分布、不平等演变、疾病构成、风险结构和未来预测置于统一框架，提示全球新生儿健康策略须超越单纯降低死亡，纳入早产和低出生体重预防、因地制宜的环境风险干预及幸存者长期照护。
主要技术方法：数据来源为GBD 2021（覆盖204个国家和地区，1990—2021年）及独立外部验证数据UN IGME。使用年龄标准化率；以对数线性回归估算EAPC；以基于人群加权相对秩的稳健线性回归估计SII，以人群加权集中指数量化相对不平等；采用GBD人群归因分数（PAF）进行风险归因；采用ARIMA、ETS和ARIMAX-SDI模型，经滚动起始点一步预测验证和12年保留验证选择最优模型，并排除2020—2021年作敏感性分析。
3.1 全球负担模式、SDI梯度与外部验证
2021年全球年龄标准化DALY率为2941.98/10万（95%不确定性区间2547.76–3384.20），ASIR为437.43/10万，ASPR为2018.39/10万，ASMR为29.57/10万。四项指标均呈现明显SDI梯度，负担最重集中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UN IGME独立估计显示相似区域分布，国家层面新生儿死亡率与SDI呈强负相关（Spearman rho=-0.863，p<0.001），从外部数据角度验证了GBD所显示的发展相关梯度。
3.2 时间趋势、地区异质性与转型剖面
1990—2021年，全球ASDR和ASMR下降，ASIR和ASPR改善较少；低SDI和低-中SDI地区各率在整个研究期间均高于高SDI地区。EAPC分析显示明显空间异质性：东欧、北欧、波斯湾及部分高收入亚洲地区降幅最大，西非、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美进展较慢。根据2021年ASDR及其长期变化，国家被分为四种转型剖面，显示高负担国家并非流行病学同质，全球新生儿负担转型不完整且不平衡。
3.3 绝对与相对不平等的分化轨迹
1990—2021年，四个指标的SII绝对值均下降，其中患病率降幅相对较小，表明高、低SDI地区间绝对负担差距缩小；但ASDR、ASIR、ASMR的CI绝对值增加，ASPR基本不变，其中死亡率CI从1990年的-0.46（95%置信区间-0.49至-0.42）变为2021年的-0.57（95%CI -0.64至-0.51）。这说明绝对不平等收窄的同时，剩余负担在相对意义上更集中于低SDI地区，总体负担下降并未自动转化为比例公平。
3.4 疾病特异性负担模式
在五类新生儿疾病中，早产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均最高，是主导负担；出生窒息和产伤所致新生儿脑病在DALY负担中居第二位；新生儿败血症和其他新生儿感染发病率相对较高。跨SDI分层，早产始终是DALY负担最大贡献者，但在较低SDI地区出生窒息和产伤占比更大，在较高SDI地区早产占比更大，显示疾病构成随发展梯度系统变化。
3.5 风险特异性负担模式
LBW和SG在各地区及各SDI层均占最大归因负担比例，构成持续存在的核心风险；HAPFSF集中在低SDI地区，APMP在中度SDI地区贡献更突出。时间趋势显示，污染相关风险随时间变化更明显，而LBW和SG始终重要。总体风险结构既有跨发展水平的共同核心，也有随发展背景变化的环境暴露差异。
3.6 基于模型比较的预测
模型验证显示，ETS对ASDR和ASMR预测最优，ARIMAX-SDI对ASIR和ASPR预测最优。预测到2050年，ASDR和ASMR继续下降，ASPR逐步上升，ASIR也呈上升趋势但长期不确定性更大。12年保留验证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为1.74%–2.76%；排除2020—2021年不改变模型选择和轨迹方向。研究提示，未来新生儿疾病负担可能由死亡为主转向幸存者病残和长期健康后果为主。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发现与既往GBD及全球新生儿健康研究一致，负担在低资源环境持续集中；死亡率和DALY率下降快于发病率和患病率，说明进展路径并不单一。绝对与相对不平等的背离并不矛盾，低SDI地区虽有改善，但速度不足以降低相对劣势。早产始终居首，出生窒息和产伤在低SDI占比更高；LBW和SG为核心归因风险，污染风险因发展背景而异。研究人员特别指出，预测的患病率上升不应仅视为疾病发生增多，因为模型外推历史轨迹，未直接纳入诊断实践、筛查、登记或卫生系统绩效的未来变化，该模式可能反映持续疾病发生、病例识别改善与受影响新生儿存活率提高的组合，因此长期预测更适合作为方向性判断。研究结论为：新生儿疾病仍然是一种重大且对发展敏感的全球健康负担，最重负担集中在低SDI地区；尽管死亡和DALY负担下降，相对不平等在绝对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仍扩大；早产、低出生体重、短孕周和特定环境污染暴露持续影响负担；未来策略应将降低死亡与预防不良出生结局、针对发展水平的环境干预以及幸存者长期病残照护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