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Extreme environmental distance and global sustainability engagement: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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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日益两极分化的环境监管，跨国公司在应对其全球运营中各异的环境背景时面临战略挑战。我们引入了"极端环境距离"这一概念，用以衡量企业全球运营中最显著的环境差异，并提出这样的显著极端环境差异会加剧利益相关者的审查，从而将总部的注意力引向一致的企业层面战略。通过大规模全球样本
摘要
面对日益两极分化的环境监管，跨国公司在应对其全球运营中各异的环境背景时面临战略挑战。我们引入了"极端环境距离"这一概念，用以衡量企业全球运营中最显著的环境差异，并提出这样的显著极端环境差异会加剧利益相关者的审查，从而将总部的注意力引向一致的企业层面战略。通过大规模全球样本，我们发现极端环境距离显著促使跨国公司参与超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倡议——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当利益相关者压力更为显著时，这一效应会被放大，例如在经济重要的东道市场、高度竞争的行业中，以及在声誉风险较高的环境中。进一步分析表明，极端环境距离也有助于跨国公司与联合国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保持一致，且UNGC参与和SDG一致性均与国际财务绩效的提升相关。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如何使跨国公司能够在国际市场环境不一致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价值创造。
引言
跨国公司（MNEs）在具有不同环境监管背景的国家运营（Kavadis等，2024；Montiel等，2021；联合国，2024）。近年来，全球性干扰事件——如"慢全球化"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监管两极分化和跨境碎片化（Beugelsdijk & Luo，2024；Zattoni & Pugliese，2021），使得跨国公司在面对其多元化市场中各种环境监管时，制定战略响应的难度加大。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现有的距离研究对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组合中日益扩大的环境差异关注有限。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经济或地理差异（如Bell等，2012；Ghemawat，2001），而关于环境距离的少量研究则主要考察子公司层面如何适应母国或东道国的实践（Aguilera-Caracuel等，2012，2013，2014；Campbell等，2012；Crilly等，2016）。这一视角忽视了以下基本事实：跨国公司必须管理的并非某一特定子公司，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网络中的环境压力。然而，关于跨国公司如何应对其整个全球投资组合中如此各异的环境背景，我们的了解甚少。
本文通过引入极端环境距离这一概念来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通过识别跨国公司母国与任一东道国之间环境背景最宽的差距，这一构念捕捉了其全球运营中最显著的环境差异。基于显著性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我们提出极端环境距离构成一个高度显著的问题，会加剧利益相关者的审查和质疑（Clark等，2017；Greenwood等，2011），从而将总部的注意力引向选择一致的企业整体战略，而非孤立的子公司响应（Li & Yao，2010；Ocasio，1997）。
我们在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的背景下考察这一战略响应。UNGC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倡议。一方面，UNGC提供了一个超国家治理框架，帮助企业将承诺与共同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Christmann，2004；Schembera，2018；Williams，2014），从而使企业能够在多元制度环境中协调标准并维持合法性（Li & Wu，2020；Lim & Tsutsui，2012）。另一方面，关于其至今参与率偏低的解释性证据仍十分有限。鉴于UNGC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如Li & Wu，2020；Lim & Tsutsui，2012），学术研究仍然迫切需要对跨国公司采用UNGC的战略动机进行量化，并评估其在缓解声誉和合法性风险以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有效性。
本文通过考察跨国公司的极端环境距离与UNGC参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来填补上述第二个研究空白。借助从全球化视角出发的议题显著性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我们提出极端环境距离会增加跨国公司参与UNGC的可能性。此外，依据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通过不同程度的权力、合法性和紧迫性影响企业（Mitchell等，1997；Myllykangas等，2010）——我们进一步论证极端环境距离的效应在不同企业间是异质的。具体而言，当利益相关者显著性被放大时，极端环境距离对UNGC参与的推动力更强，例如在经济重要的东道市场、高度竞争的行业中，以及在声誉风险较高的环境中。
为检验上述假设，我们使用了涵盖67个国家、2000年至2020年间12,008家跨国公司和87,046个跨国公司-年度观测值的大型国际面板数据。我们发现极端环境距离与跨国公司参与UNGC的可能性正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东道国经济重要性、行业竞争强度和声誉风险均持续强化了这一关系。更多证据显示，极端环境距离也有助于跨国公司显著地与联合国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保持一致，而UNGC参与和SDG一致性均显著提升了成员企业的国际财务绩效。
本研究对国际商务与可持续发展文献作出了三项关键贡献。第一，我们通过显著性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的视角，将极端环境距离概念化，以捕捉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组合中最严重的东道国暴露，从而拓展了距离研究。我们还为距离研究提供了新证据，揭示了极端环境距离如何塑造跨国公司的可持续战略。通过提升利益相关者的质疑和审查，极端环境距离将总部的注意力引向一致的企业层面战略，而非针对特定子公司的响应。
第二，我们对跨国公司可持续发展文献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对"逐顶竞赛"与"逐底竞赛"之分的持续辩论（Bu & Wagner，2016；Li & Zhou，2017；Nippa等，2021）。我们阐明极端环境距离——同时捕捉监管差异的上限和下限——能够驱动跨国公司走向参与UNGC，因为UNGC作为一致的超国家标准可用于管理异构环境。这支持了"逐顶竞赛"的观点，并将具有全球参与度的跨国公司定位为在其整个全球网络中扩散更高可持续性标准的催化剂。
第三，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对于推动可持续价值创造和可持续进步的重要性（Chabowski等，2025；Kavadis等，2024）。我们关于UNGC参与和SDG一致性后国际财务绩效提升的证据表明，全球可持续发展倡议能够增强跨境环境实践的一致性。在此过程中，此类倡议既推动了全球可持续性标准的发展，又同时支持了企业范围的国际化进程和价值创造。
章节摘要
极端环境距离的显著性
极端环境距离是我们提出的新构念，用于捕捉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网络中环境议题最显著差异，其衡量方式为母国与环境背景最为迥异的东道国之间的差距——无论该东道国拥有特别严格还是异常宽松的环境法规。我们借助议题显著性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来构建概念框架，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我们的国际企业样本包括以下数据库中可获得的上市企业全集：FactSet Revere地理暴露数据库和所有权数据库、Refinitiv Eikon数据库以及DataStream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20年。我们还从世界银行和瑞士经济研究所（KOF）收集国家层面的经济数据。
为构建样本，我们首先从FactSet地理暴露数据库中的所有企业开始，该数据库包含企业的地理来源信息。
基准结果
表4报告了使用泊松伪极大似然（PPML）回归模型估计主要结果的报告，用以检验H1——即极端环境距离对跨国公司参与UNGC可能性的影响（JOINi,t+1）。在表4的第（1）列中，我们首先仅以主要国际化指标——由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代理的国际化深度（ForeignSalei,t）——作为模型中的唯一控制变量。
讨论与结论
通过引入极端环境距离这一构念，本研究对国际商务文献作出了若干重要贡献。我们将距离研究从子公司层面适应的逻辑扩展到了投资组合层面协调的视角。我们并未将环境差异视为局部挑战，而是表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中最显著的差异可以通过超国家层面的机制触发总部层面的战略一致化。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Fujie Zhao：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原始草稿，可视化，验证，软件，方法论，调查研究，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Joey Yang：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指导，项目管理，方法论，正式分析，概念化。Jing Yu：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资源，资金获取。Rui Zhong：撰写——审阅与编辑，可视化，验证，指导，资源，项目管理
Fujie Zhao|Joey Yang|Jing Yu|Rui Zh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