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Heat Stress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Dynamic Effects, Channels, and Evidence from Functional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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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高温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成为气候经济学与城市可持续性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研究人员利用1992—2023年中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每日最高气温观测数据和城市层面经济数据,为每个城市构建了长期函数型日温表征。通过函数型回归框架,将年度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高温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成为气候经济学与城市可持续性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研究人员利用1992—2023年中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每日最高气温观测数据和城市层面经济数据,为每个城市构建了长期函数型日温表征。通过函数型回归框架,将年度经济结果与该长期气温轨迹中对应的日历年区段相连接,使估计的温度系数能够在完整的1992—2023年时间域内连续变化。结果表明:第一,日最高气温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阶段性与周期性影响,效应的方向和大小均随时间动态调整;第二,高温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异质性:高温暴露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对温度变化更为敏感,其系数曲线波动幅度更大;第三,消费、投资和对外贸易构成了高温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该研究揭示了长期日温变化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为城市应对气候风险、优化经济结构和增强经济韧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文解读:高温胁迫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传导渠道与函数型证据**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与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已成为深刻塑造21世纪发展轨迹的全球性问题。世界气象组织《2024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6°C,首次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1.5°C阈值。慕尼黑再保险《2024年自然灾害回顾》指出,2024年全球自然灾害总损失约3200亿美元,保险损失约1400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损失第三高的年份。城市作为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空间单元,其热暴露风险与经济活动高度重叠,高温可能通过降低劳动力供给与生产率、增加制冷需求和能源系统压力、扰乱交通与基础设施依赖型经济活动等途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连续性和韧性构成威胁。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三点不足:一是多使用年均温、季节均温或极端高温天数等标量指标,压缩了日温数据中蕴含的时机、持续性和累积演化信息;二是多估计平均温度效应,忽视了热—增长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可能性;三是主要从生产侧机制解释气候冲击的经济后果,对消费、投资和外贸等需求侧渠道关注不足。因此,有必要在保留日温高频信息的前提下,刻画高温暴露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时变和异质性关联。
###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1992—2023年中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日最高气温观测数据和城市层面经济数据,基于傅里叶基函数将每个城市的完整日最高气温序列表示为单一长期函数型轨迹。由于经济数据按年观测,每年城市—年度观测被链接到长期温度轨迹中对应的日历年区段,通过函数型回归框架估计在完整时间域上连续变化的温度系数。研究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城市特定时间趋势和重大宏观冲击,并构建了基于历史热暴露权重与邻域城市温度冲击的函数型巴蒂克工具变量(Bartik Instrument)作为补充识别策略,同时开展了异质性分析和多项稳健性检验。
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日最高气温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阶段性和周期性影响,效应方向和大小随时间动态调整,不能由单一平均系数概括;第二,高温影响呈现显著的城市异质性,夜间灯光强度较高和历史热暴露较大的城市系数波动更大,说明脆弱性取决于经济集聚、气候暴露、系统复杂性和适应能力的共同作用;第三,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构成高温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且时变的需求侧传导渠道。
### 三、关键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函数型数据分析框架。首先,利用傅里叶基函数将1992—2023年逐日最高气温序列平滑为每个城市的长期函数型轨迹;其次,构建含城市固定效应、滞后增长、气象控制变量、城市特定趋势与宏观冲击指标的函数型回归模型,并施加粗糙度惩罚以估计全局连续系数函数;再次,构造函数型巴蒂克工具变量,通过历史夏季热暴露权重与邻域城市温度冲击的交互项处理潜在内生性,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估计;最后,通过系数差分分解识别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四个需求侧渠道的传导分量。样本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NOAA/NCEI全球气象站日观测资料。
### 四、研究结果
**1. 基准函数型回归结果。**估计系数曲线显示,全样本期内热暴露系数并非一致为负,而是呈现正—负—正—下降的复杂动态模式。1990年代早期至中期系数由接近零升至正值,反映温和热变化与城市扩张周期的一定同步性;1990年代末至2000年左右系数转负,表明高温可能通过降低劳动效率、增加能源负荷等渠道约束增长;2003—2007年间系数回升转正,可能源于基础设施改善和适应能力增强;2008—2016年系数总体下行,反映了外部经济波动和结构转型背景下高温负向效应显性化;2017—2021年系数再度回升;2022年前后随极端高温加剧,系数明显下降,显示极端热暴露对城市增长形成综合压力。
**2. 函数型工具变量估计。**第一阶段F统计量介于24.884至95.557之间,联合F统计量介于25.767至79.432之间,均高度显著,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IV估计曲线保持基准模型的非线性时变特征但波动更大,验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并提供了补充因果证据。
**3. 异质性分析。**按夜间灯光强度中位数分组,高灯光城市与低灯光城市呈现相似的阶段性波动,但高灯光城市在2010—2015和2019—2021年系数更低,说明更高经济密度可能放大热冲击传导。按历史高温天数分组,高暴露城市与低暴露城市的系数差异随时间变化,1996—2006和2013—2016年高暴露城市系数更低,2007—2012和2018年后更高,表明长期气候暴露条件塑造了不同适应路径与脆弱性积累。
**4. 稳健性检验。**替换为实际GDP增长率、1%和99%分位缩尾、剔除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城市层面自助重抽样后,系数曲线的主要波动方向和阶段特征均与基准保持一致。
**5. 渠道分析。**消费渠道传导分量在19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多为负向,2015—2016年转正后又在2018—2020年转负,2021年后显著为正,反映消费从抑制路径转向适应性支出;固定资产投资渠道在部分时期为负,2015年后转正并增强,体现适应型资本形成,但2020年后再度转弱;外商直接投资渠道波动剧烈,2018年后升至正峰值,但2021年后大幅转负;对外贸易渠道在1990年代中期和2006—2008年出现正相位,2010—2013年转负,2020年后再度转正但2023年回落,显示贸易既可能作为适应边际也可能成为供应链脆弱性来源。
### 五、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热—增长关系不能被单一平均系数充分刻画,函数型方法揭示了传统温度分箱或热浪指标无法呈现的长期阶段转换。正系数时期应被理解为普通温度变化与城市扩张、能源供给改善和生产组织调整的同步,而非高温本身的增长效应。城市异质性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适应能力并不自动消除热脆弱性,高经济密度和长期热暴露可能同时强化适应资源与系统脆弱性。渠道分析显示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非固定方向的传导机制,其效应反映需求收缩与适应性支出之间的动态平衡。
研究结论为:(1)热—增长关系显著非线性和时变,系数函数在正负区间反复转换,不能以单一平均效应概括;(2)城市响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长期热暴露共同塑造,高夜间灯光强度和历史热暴露城市系数波动更大;(3)高温通过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多条时变渠道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政策上,热风险管理应从统一温度响应转向差异化和分级策略,高经济密度城市应开展电力、交通、工业园区和供应链压力测试,长期高热暴露城市应加强建筑能效、绿化、制冷设施与职业保护,欠发达城市需要更多财政和技术支持以补齐适应基础设施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