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Why some countries lead and others la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moting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编辑推荐:
本研究旨在解释为何一些国家在推动纯电动汽车(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BEVs)转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明显滞后。研究将政治经济学视角与社会技术转型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包含八项宏观社会经济与制度因素(Macro-Soc
本研究旨在解释为何一些国家在推动纯电动汽车(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BEVs)转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明显滞后。研究将政治经济学视角与社会技术转型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包含八项宏观社会经济与制度因素(Macro-Socio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MSEFs)的诊断框架,并应用于12个国家的比较分析。研究识别出与各国BEV政策取向相关联的政治经济配置模式,并提供了一种具有情境敏感性的诊断工具,用于解读各国政策轨迹的演变。研究发现,各国BEV政策取向的差异不仅源于环境优先级的区别,更深刻反映了产业竞争力、资源安全、贸易格局与技术领导力等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考量。研究通过整合供应系统(Systems of Provision, SoP)、多层次视角(Multi-Level Perspective, MLP)、STEEP框架与SWOT分析四种互补的分析工具,系统揭示了结构性条件、制度安排与权力关系如何共同塑造各国BEV政策的方向与力度。研究结论表明,BEV政策支持很少由单一驱动因素决定,而是结构性、制度性与政治性动力在不同国家情境下复杂互动的结果。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交通部门的快速脱碳已成为实现国际气候目标的关键路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COP27、COP28)均强调了交通脱碳的紧迫性,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的预测显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需要2030年新车销量中超过60%为电动汽车。然而,全球电动汽车推广的进程极不均衡:部分国家在推动纯电动汽车(BEV)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明显滞后。
各国政府在BEV政策支持上的差异显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在1990年即引入低排放车辆(LEV)和零排放车辆(ZEV)强制规定;挪威和丹麦同期推出一系列财政与非财政消费者激励措施;中国则通过中央计划推动供需两侧协同加速电动化;而意大利、波兰和日本在电动汽车政策上明显滞后,澳大利亚直到2025年1月才成为最后一个采纳燃油效率标准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这种政策分化反映出各国宏观社会经济与制度因素(MSEFs)的深层差异,如环境意识、产业优先级和政治阻力等。
现有研究虽从环境经济学、能源系统、创新研究、工业生态学等学科视角对BEV政策进行了探讨,但仍存在四方面不足:第一,各学科研究相互割裂,缺乏对BEV政策制定政治经济的系统审视;第二,社会技术转型文献,特别是多层次视角(MLP)框架,对政策制定者战略行为的理论化不足;第三,气候与能源转型的政治经济研究很少聚焦汽车部门电动化;第四,跨国比较研究样本狭窄,未能整合完整的MSEF谱系。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进行政治经济分析,主要运用四种互补的分析框架。STEEP框架(涵盖社会、技术、经济、环境、政治五个维度)作为宏观组织框架,用于识别和分类影响BEV政策环境的八项宏观社会经济与制度因素(MSEFs)。供应系统方法(Systems of Provision, SoP)作为核心分析透镜,追踪商品从原材料开采到终端使用的完整纵向供应链条,同时揭示横向的社会经济力量(如监管制度、文化规范和既得利益)如何塑造链条中的每个环节。多层次视角(Multi-Level Perspective, MLP)用于解释颠覆性创新如何在利基、体制和景观三个层面互动并推动转型。SWOT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则用于对各国准备状态进行简洁的情境化审计。
研究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的探究:首先通过文献综述识别影响BEV政策决策的关键宏观因素;其次在澳大利亚开展德尔菲(Delphi)专家调查,由16位来自政府、行业和研究机构的高级专家参与两轮结构化访谈与排序;最后进行第二轮国际文献综述,聚焦政治经济背景下的MSEF互动。
三、研究结果
关键MSEF的识别:通过54篇学术研究的系统回顾和澳大利亚德尔菲案例研究,研究识别出塑造政府BEV推广支持的八项关键MSEFs:(1)汽车产业、(2)汽车基础设施与建成环境、(3)汽车文化、(4)石油天然气产业、(5)能源产业、(6)人均收入、(7)空气污染与健康、(8)环境意识。德尔菲专家调查显示,BEV政策决策深受汽车产业影响,教育与收入水平直接影响有限,所有因素都与汽车产业存在强烈互动,汽车产业代理人被认为对政府施加最大影响。
汽车产业因素分析:研究通过供应系统(SoP)框架的纵向评估和MLP框架的转型动态分析发现,全球拥有大型汽车产业的国家往往通过延迟或削弱BEV政策来保护本国产业。德国抵制更严格的欧盟排放法规以捍卫其汽车巨头;日本继续推广混合动力和氢能技术以维持其在燃油车(ICEV)和混合动力汽车(HEV)市场的领导地位;意大利游说推翻欧盟2035年燃油车禁售令。相反,没有大型汽车制造的国家如挪威、芬兰、瑞士、冰岛和丹麦,因面临较少的产业阻力而更愿意为环境和社会效益推广BEV。中国则将BEV视为跨越传统汽车强国的路径,通过持续产业政策和2009至2017年间超过2300亿美元的投资,现已占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超过60%的份额。
德尔菲案例研究结论:澳大利亚案例揭示了汽车产业,特别是经销商协会和汽车贸易商,持续延迟该国电动汽车转型。专家指出游说团体的强大力量导致政府不敢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同时传统经销商面临电动汽车维护需求减少和品牌转向直销模式带来的经济 disruption。
跨国比较诊断:研究运用SWOT分析对12个国家进行诊断性分类,识别出与各国BEV政策取向相关联的政治经济配置模式。研究发现,BEV政策支持很少由单一驱动因素决定,而是结构性、制度性与政治性动力在不同国家情境下复杂互动的结果。各国政策取向的差异不仅源于环境优先级的区别,更深刻反映了产业竞争力、资源安全、贸易格局与技术领导力等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考量。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指出,将证据转化为行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有效的政策参与必须考虑权力动态、既得利益和制度背景。各国政府在推动BEV方面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和既得利益影响深远,犹豫往往并非源于缺乏紧迫感,而是源于深层结构性约束和既得利益。研究开发的诊断工具能够用于解读并潜在预测各国政策立场及其随时间的演变。
研究结论强调,BEV政策取向日益反映的不仅是环境优先级,还包括与产业竞争力、资源安全、贸易和技术领导力相关的更广泛政治经济考量。研究提供的具有情境敏感性的诊断工具,为解释各国政策轨迹提供了新视角,对未来的政策设计和研究方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