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转移性肾细胞癌患者诊断时体质指数、诊断后体质指数变化及代谢合并症与生存预后的关联研究

《Cancer》:Body mass index at diagnosis, postdiagnosis change, and role of metabolic comorbidities in relation to survival in non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4日 来源:Cancer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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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术语翻译: 摘要 背景:肥胖是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 RCC)发病的公认危险因素,但诊断时测得的较高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却矛盾性地与更好的生存预后相关。本研究探讨了诊断后BMI变化以及诊断时BM

  
专业术语翻译: 摘要 背景:肥胖是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 RCC)发病的公认危险因素,但诊断时测得的较高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却矛盾性地与更好的生存预后相关。本研究探讨了诊断后BMI变化以及诊断时BMI与代谢合并症联合是否与生存预后相关。 方法:本研究纳入了来自肿瘤研究信息交换网络(Oncology Research Information Exchange Network, ORIEN)的1289例非转移性RCC(I–III期)患者。BMI分别在诊断时及诊断后2年和3年进行评估。采用多变量Cox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模型估计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的风险比(hazard ratio, HR)。 结果:适度体重增加(<10%)和体重稳定是最有利的体重变化轨迹。与适度体重增加相比,诊断后体重下降与较差的OS和DFS相关(2年时体重下降>10%:OS HR, 7.77; 95% CI, 3.00–20.16;DFS HR, 3.13; 95% CI, 1.68–5.82),且该关联独立于诊断时BMI;而大幅体重增加与较差的OS相关(3年时体重增加>10%:OS HR, 3.26; 95% CI, 1.14–9.32)。非肥胖合并糖尿病的患者DFS显著更差(HR, 1.83; 95% CI, 1.22–2.76),而肥胖与生存改善的关联主要限于无糖尿病患者(HR, 0.75; 95% CI, 0.58–0.97)。 结论:诊断后体重变化轨迹和代谢健康状况是非转移性RCC的重要预后因素。体重稳定和无糖尿病与更有利的结局相关。将重复测量的BMI和糖尿病状态纳入考量,可能有助于改善RCC生存期患者的分层管理。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 RCC)是全球第14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在近几十年来持续上升,这一趋势与全球肥胖流行相平行。肥胖是RCC发病的公认危险因素,据估计可归因于高达30%的RCC病例。然而,肥胖对RCC预后的影响却存在明显的时间依赖性悖论:基于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评估诊断前BMI时,通常发现较高的BMI与更高的死亡风险相关;而诊断时或诊断附近测量的BMI则表现出所谓的"肥胖悖论",即较高的BMI与更好的生存预后相关。这一悖论可能部分反映了反向因果关系——诊断时较低的BMI可能捕捉的是疾病相关的体重下降或衰弱状态,而非脂肪组织本身的保护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BMI是一个复合指标,无法区分脂肪组织与骨骼肌质量,而在RCC中,因体重下降和肌少症导致的低骨骼肌质量可能与不良生存相关。既往大多数RCC生存研究依赖于单一时间点的BMI评估,未能充分捕捉体重与生存结局之间的动态关系。新兴证据提示,体重变化轨迹和成年期累积的过度肥胖暴露可能比单一时间点的BMI更能反映癌症风险和生存背后的生物学机制。然而,关于RCC诊断后或治疗后的体重变化与后续生存之间关系的证据仍然有限。
此外,代谢合并症在RCC生存研究中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代谢合并症与较差的预后相关,可能限制患者接受积极治疗的资格、增加治疗相关毒性,并引入死亡的竞争风险。其中,糖尿病尤其与RCC较差的生存和更高的复发风险相关。鉴于代谢合并症与肥胖的频繁共存及其对BMI-生存关联的潜在影响,对BMI和合并症负担进行联合建模可能产生更具信息量的预后估计。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首先,评估诊断后2年和3年测量的BMI以及诊断后BMI变化与非转移性(I–III期)RCC患者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的关联;其次,考察诊断时BMI与合并症负担及生存结局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数据来源于肿瘤研究信息交换网络(Oncology Research Information Exchange Network, ORIEN),这是一个由美国多家癌症中心组成的多机构联盟。研究纳入2010年至2022年间诊断为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I–III期RCC的患者,共1414例符合纳入标准,排除协变量信息不全者后,最终分析队列包含1289例患者。BMI根据临床病历记录中的身高体重计算,按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标准分类。诊断后BMI变化以相对诊断时的百分比变化计算,分为稳定(增减≤5%)、增加5%–10%、增加>10%、下降5%–10%、下降>10%五类。主要采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估计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和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并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模型评估BMI变化的潜在非线性关联。为减少反向因果偏倚,诊断后BMI测量仅限于在相应里程碑时间点仍存活且无事件的患者。此外还进行了分层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患者特征
分析队列共1289例患者,中位诊断年龄60.3岁(四分位距,51.6–67.1),65.9%为男性,队列以非西班牙裔白人为主(82.8%)。诊断时53.8%的患者被分类为肥胖(BMI≥30 kg/m2)。肥胖患者中代谢合并症比例更高,包括糖尿病(19.0% vs. 12.4%,p = .004)和高血压(74.1% vs. 63.8%,p < .001)。随访期间BMI状态表现出相当大的稳定性:诊断时肥胖的患者中,91.3%在2年时仍为肥胖,89.1%在3年时仍为肥胖。体重变化分布因诊断时肥胖状态而异,诊断时肥胖的患者中>10%体重下降的比例更高。
(二)诊断时及诊断后2年、3年BMI与生存的关联
诊断时较高的BMI一致性地与更好的生存结局相关。与正常体重患者相比,BMI≥35 kg/m2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44%(HR, 0.56; 95% CI, 0.32–0.98),疾病进展风险降低37%(HR, 0.63; 95% CI, 0.43–0.92)。以连续变量建模时,诊断时BMI每增加5 kg/m2,死亡风险降低14%(HR, 0.86; 95% CI, 0.75–0.98),DFS事件风险降低14%(HR, 0.86; 95% CI, 0.79–0.94)。纵向评估显示,2年时BMI≥35的患者死亡风险大幅降低(HR, 0.32; 95% CI, 0.16–0.63);3年时肥胖与显著更低的死亡率(各肥胖类别HR为0.16–0.19,p < .001)和更低的进展风险(HR, 0.39; 95% CI, 0.24–0.65)相关。排除有既往癌症病史患者的敏感性分析结果相似,各亚组分析结果总体一致。
(三)诊断后BMI变化与生存的关联
在653例有诊断后BMI数据的患者中,RCS模型显示BMI百分比变化与OS和DFS均呈非线性关联,随着诊断后体重下降幅度增大,风险逐步升高(两个结局的总体和非线性p均<.001)。体重增加倾向于与更高的不良结局风险相关。在Cox回归和RCS模型中,死亡和复发风险最低的均出现在适度体重增加(<10%)或体重相对稳定的患者中。与5%–10%体重增加的患者相比,诊断后2年和3年时体重下降>10%和5%–10%均与显著更高的死亡和DFS事件风险相关。具体而言,2年时体重下降>10%的OS HR为7.77(95% CI, 3.00–20.16),DFS HR为3.13(95% CI, 1.68–5.82);3年时体重下降>10%的OS HR高达12.05(95% CI, 4.00–36.33),DFS HR为3.52(95% CI, 1.85–6.70)。3年时体重增加>10%也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HR, 3.26; 95% CI, 1.14–9.32)。在相同回归模型中,较高的诊断时BMI仍独立地与两个里程碑时间点的更好OS相关。排除里程碑BMI评估后90天内发生事件患者的敏感性分析中,诊断后体重下降与较差OS/DFS的关联仍显著。分层分析显示,>10%体重下降在非肥胖和肥胖患者、两个年龄组(<65和≥65岁)以及I–III期患者中均与死亡和DFS事件风险增加相关。但3年BMI变化与OS的关联因诊断时肥胖状态而异(p交互 = .02):非肥胖组中BMI变化与OS强相关,而肥胖组中未见显著关联。III期患者的体重下降与较差OS的关联强于I期患者。
(四)肥胖状态与合并症对生存的联合影响
调整BMI和其他协变量后,糖尿病与较差的DFS相关(HR, 1.63; 95% CI, 1.21–2.20),而高脂血症与较低的DFS事件风险相关(HR, 0.76; 95% CI, 0.59–0.98)。同时患有全部四种心血管代谢疾病的患者,其DFS事件风险是无合并症患者的两倍以上(HR, 2.65; 95% CI, 1.23–5.69)。将肥胖与合并症负担联合分析时,低合并症负担(评分<3)的肥胖患者相比低合并症负担的非肥胖患者,DFS事件风险更低(HR, 0.75; 95% CI, 0.58–0.96),而高合并症负担的非肥胖患者风险有升高趋势(HR, 1.53; 95% CI, 0.96–2.44)。在肥胖与糖尿病的联合分析中,非肥胖合并糖尿病的患者相比非肥胖无糖尿病的患者,DFS事件风险显著更高(HR, 1.83; 95% CI, 1.22–2.76);无糖尿病的肥胖患者DFS风险更低(HR, 0.75; 95% CI, 0.58–0.97),而合并糖尿病的肥胖患者未见显著差异(HR, 1.07; 95% CI, 0.70–1.62)。此外,较高的BMI与较低DFS风险的关联在高脂血症患者中更强。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大规模多机构队列中证实,诊断时较高的BMI与更好的OS和DFS相关,这与既往关于肥胖悖论的报道一致。诊断后2–3年内的体重下降与较差的结局相关,而适度体重增加(<10%)与最低的死亡和复发风险相关,大幅体重增加则与更高的死亡风险相关。RCS分析证实了这一非线性模式。肥胖悖论背后的生物学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的解释包括免疫功能改变、脂肪因子信号传导以及肥胖相关的肿瘤生物学差异等。
研究结论指出,诊断后体重变化轨迹和代谢健康状况是非转移性RCC的重要预后因素。体重稳定和无糖尿病与更有利的结局相关。将重复测量的BMI和糖尿病状态纳入考量,可能有助于改善RCC生存期患者的风险分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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