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Transitions》:Burden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 in China (1990–2023): Temporal Changes, Age-Specific Patterns, and Risk Factor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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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至2023年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ADO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激增超过360%。人口老龄化与年龄特异性发病率的上升是ADOD负担增长的两大主导驱动因素。65–8
1990年至2023年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ADO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激增超过360%。人口老龄化与年龄特异性发病率的上升是ADOD负担增长的两大主导驱动因素。65–84岁年龄组承担了ADOD总体负担的最大份额,而≥85岁成年人占ADOD死亡总数的一半以上。可干预的代谢性危险因素在ADOD中呈现显著的年龄特异性模式,其中增幅最大的部分集中在高龄年龄段。研究背景: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症日益构成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对正经历快速人口结构转变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影响尤为突出。中国作为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前所未有的老龄化进程给ADOD防控带来独特压力——至2023年,60岁及以上成年人已占总人口的20%以上,预计到2050年该比例将达到35%。这些人口学动态并非仅限于痴呆症。基于同一GBD 2023估计数据,对东亚、西欧和北美地区1990–2023年卒中进行的平行分析发现,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下降51.7%,但绝对死亡人数从458万增加到655万,其中仅人口老龄化一项就导致东亚卒中死亡人数上升113.1%。区域异质性在危险因素谱中同样显著:环境颗粒物污染在东亚排名第二,而高LDL胆固醇在西欧和北美位列第二,不同社会人口指数阶层间差异达七倍。这些证据表明,疾病负担轨迹及其驱动因素需要区域特异性解读,而非从全球平均值中推测,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ADOD。ADOD在中国的临床和社会经济影响深远。痴呆症不仅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还给家庭和医疗系统带来沉重的照护负担——仅非正式照护成本一项在2020至2050年间估计达2.96万亿国际美元,占GDP总额的0.433%。更为严峻的是,ADOD对中国经济影响显著,预计到2050年累计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经济影响来源是劳动力损失,而非医疗照护和日常照护支出。从健康老龄化视角出发,ADOD的影响超越疾病负担和经济成本本身,还损害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情感福祉、社会参与和功能独立性——这些正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领域。促进健康老龄化需要针对社会网络、身体活动和日常生活功能等可干预因素制定精准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干预措施必须考虑社会人口差异,因为已有证据表明性别、教育、收入和婚姻状况会影响老年人的身体活动参与,显示出社会分层化的健康行为模式。早发型痴呆症指65岁前起病的一组异质性痴呆性疾病,涵盖原发性类型(阿尔茨海默病、额颞叶痴呆和血管性痴呆)、遗传/家族性亚型、代谢性疾病以及酒精使用障碍、创伤性脑损伤和感染等继发性病因。估计早发型痴呆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每10万人口119.0例,但这一亚群在中国的研究仍严重不足,现有的痴呆研究主要集中于65岁及以上人群。在中国背景下,65岁以下人群构成核心劳动力,该年龄组痴呆发病不仅损害个体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还造成不成比例的社会经济后果,包括劳动力提前退出、生产力损失以及劳动年龄家庭成员承受的巨大照护压力。临床上,痴呆与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双向关联进一步放大了早发型ADOD的公共卫生重要性。在一项韩国全国性队列研究中,新发痴呆后卒中风险增加三倍以上(校正HR 3.19,95% CI 2.84–3.57),其中血管性痴呆的过量风险(3.58)高于阿尔茨海默病(2.73),而60岁前确诊者相对风险最高。这一发现与较年轻起病者高度相关,此类人群事件数虽少,但每一事件都意味着数十年的潜在残疾负担。重要的是,刻画早发型痴呆负担是本研究中年龄分层分析框架的内在关键组成部分。通过覆盖从中年到高龄老人的全年龄段谱系,该分析能够系统描绘ADOD负担在生命各阶段的分布与演变,并验证中年群体代谢危险因素激增的既有记录是否已转化为较年轻年龄层痴呆负担的可检测升高。既往关于中国ADOD负担的研究多采用较早版本的GBD数据,缺乏对负担驱动因素的定量分解,也缺乏对可干预危险因素的年龄分层分析。本研究采用更新的GBD 2023数据集填补这些研究空白。基于上述理由,本研究旨在分析发病率、死亡率、患病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年龄标准化率(age-standardized rates,ASRs)的时间变化,估计年平均百分比变化(annual average percentage change,AAPC)以量化趋势幅度,并跟踪绝对数量趋势以反映人群层面影响。研究人员特别系统地考察了1990至2023年中国ADOD的年龄特异性负担模式,以及关键可干预危险因素的年龄分布。研究结果旨在为基于证据的、年龄定制化的中国ADOD管理政策制定提供信息。
**研究背景与问题**
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ADOD)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尤其在经历快速人口结构转变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影响更为突出。中国作为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2023年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20%,预计2050年将达到35%,这一前所未有的老龄化进程使ADOD防控面临独特压力。痴呆症不仅损害患者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还给家庭和医疗系统带来沉重照护负担,2020至2050年间仅非正式照护成本即达2.96万亿国际美元,占GDP的0.433%。此外,ADOD造成的劳动力损失远超医疗和日常照护支出,预计2050年累计经济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然而,既往中国ADOD负担研究多采用较早版本GBD数据,缺乏对负担驱动因素的定量分解,亦缺少年龄分层的危险因素分析。同时,早发型痴呆(65岁前发病)在中国研究严重不足,而65岁以下人群构成核心劳动力,其发病的社会经济后果尤为严重。基于此,本研究利用GBD 2023最新数据,系统分析1990至2023年中国ADOD负担的时间变化、年龄特异性模式及危险因素贡献,为制定基于证据的、年龄定制化的防控政策提供依据。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3(GBD 2023)数据,全面分析1990至2023年中国ADOD发病率、死亡率、患病率和DALYs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年龄标化发病率从126.71/10万升至156.63/10万(增幅23.62%),年龄标化患病率从735.54/10万升至918.83/10万(增幅24.92%),年龄标化DALYs率从509.08/10万升至539.50/10万(增幅5.98%),而年龄标化死亡率基本稳定(增幅2.64%,无统计学意义)。绝对负担增长更为显著:发病率增加360.0%,患病率增加366.4%,DALYs增加314.0%,死亡数在2022年达到峰值后略有回落。年龄分布呈现明显高龄化趋势:65–84岁年龄组承担最大负担份额,≥85岁年龄组死亡占比从26.96%升至52.74%,超过全部ADOD死亡的一半。分解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是首要驱动因素(贡献45.81%–56.58%),年龄特异性发病率变化为第二大驱动因素(贡献36.00%–47.83%),而人口增长贡献极低(6.15%–7.42%)。危险因素分析显示,高体重指数(BMI)暴露从1990年的?0.31/10万转为2023年的8.83/10万,75–89岁增幅最大;高空腹血糖暴露持续上升,在≥85岁人群增幅最陡;颗粒物污染和吸烟暴露总体略有下降,但高龄组仍呈上升趋势。这些发现表明中国ADOD负担增长由人口老龄化和年龄特异率上升双重驱动,且不同年龄层呈现截然不同的风险和负担特征,提示需要年龄分层、差异化干预策略。
**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GBD 2023数据库,涵盖中国1990–2023年全年龄段(0–19岁至95+岁)的ADOD疾病负担数据(发病率、死亡率、患病率、DALYs)及危险因素归因数据(高酒精使用、高BMI、高空腹血糖、颗粒物污染、吸烟)。年龄分组按5岁间隔细化至95+岁,<40岁合并处理。主要分析方法包括:(1)应用联结点回归(joinpoint regression)计算AAPC,通过置换检验确定最优联结点数,t检验评估统计学显著性;(2)采用直接年龄标准化法计算年龄标准化暴露率(ASER),以GBD标准参考人口为权重,参照理论最小风险暴露水平(TMREL)判定暴露性质;(3)采用经验证的人口因素分解方法,将总负担变化分解为人口增长效应、人口老龄化效应和率的效应三部分;(4)相对变化百分比及跨零点变化以绝对变化量报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研究结果**
**ADOD负担时间趋势**:1990至2023年,中国ADOD年龄标化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s率均呈显著上升趋势(AAPC分别为0.4144%、0.3950%和0.0908%,P值均<0.05),而年龄标化死亡率趋势无统计学意义(AAPC=0.0655%,P=0.297)。年龄标化发病率和患病率增幅均超过23%,反映真实流行病学变化而非单纯人口效应。
**绝对负担增长趋势**:33年间ADOD绝对负担呈持续且大幅增长,发病率增加360.0%(约75.6万至347.7万例),患病率增加366.4%(约435.2万至2029.9万例),DALYs增加314.0%(约281.3万至1164.7万)。死亡数和DALYs在2022年达到峰值后部分回落,而发病率和患病率则单调上升至2023年。所有指标在2010年后呈现加速增长趋势,后期95%置信区间更宽。
**年龄组分布变化**:1990至2023年间ADOD负担明显向高龄组转移。发病中40–59岁占比从13.84%降至7.43%,而≥85岁占比从12.22%升至23.52%。死亡年龄转移更为显著:≥85岁组死亡占比从26.96%升至52.74%,而55–69岁组从16.47%降至7.56%,65–84岁组从64.46%降至43.62%。患病率和DALYs呈现类似高龄化趋势。<40岁组占发病和死亡比例始终低于1%。年龄特异性率分析显示,60–64岁及以上年龄组发病率增幅显著(+27.32%至+43.65%),而80岁及以上高龄组死亡率增幅最大(+5.76%至+18.23%)。
**负担驱动因素分解**:分解分析显示,人口老龄化效应为第一大驱动因素,对发病、死亡、患病和DALYs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6.98%、52.47%、45.81%和56.58%;年龄特异性疾病率变化为第二大驱动因素,贡献分别为46.55%、41.38%、47.83%和36.00%;人口增长效应贡献最小(6.15%–7.42%)。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5.57%升至2023年的15.38%,是老龄化效应的直接来源。
**可干预危险因素暴露趋势**:五种ADOD可干预危险因素的年龄标化暴露率呈现显著年龄梯度,多数危险因素暴露随年龄增长而升高,以70岁以上人群最为突出。高空腹血糖暴露从76.07升至95.09,65岁及以上暴露升高而40–64岁降低,95+岁组绝对增幅最大(+2146)。高BMI暴露由?0.31转正至8.83,标志从保护性向风险性的转变,75–89岁增幅最大。颗粒物污染暴露从211.99微降至201.39,40–89岁下降但90岁以上升高。吸烟暴露从31.80降至30.21,75–79、80–84和90–94岁组升高。高酒精使用暴露从?11.59升至?8.66,所有年龄组均上升,95+岁组变化跨零点(?88.17至+193.97)。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ADOD负担呈现显著年龄分层特征:65–74岁人群发病和患病增长最快,与高BMI暴露在该年龄段急剧上升一致;50–64岁人群增幅温和,高空腹血糖暴露在该年龄段下降14%–21%;≥85岁人群年龄特异性死亡率和DALYs率增幅最大,年龄标化率的“平坦化”是标准化统计效应而非风险真实平台。分解分析确立人口老龄化和年龄特异率变化为两大主导驱动因素,人口增长作用甚微。年龄特异率变化中相当部分可能反映诊断监测扩大的检出效应,但40–59岁人群变化甚微的证据不支持纯检出驱动;60–74岁发病与患病并行上升、死亡和DALYs下降的模式符合较轻且存活更久的病例被识别的解释,老年组死亡与DALYs同步上升则提示真实的流行病学变化。高BMI暴露从保护域转向风险域和高空腹血糖持续上升,通过系统性低度炎症、脑微血管损伤和中枢胰岛素抵抗等机制加剧ADOD病理。年龄标化死亡率稳定掩盖了年龄差异:≥85岁组死亡上升最快但归因于共病(如肺炎和心血管疾病),50–64岁组死亡率下降但发病上升,意味着工作年龄人群带病生存的独特社会经济负担。研究局限包括GBD建模数据早期覆盖不足、诊断标准演变导致1990年代低估、ADOD亚型聚合分析模糊亚型特异关联、以及缺乏区域分层。结论:过去三十年中国ADOD负担显著增长,由人口老龄化和年龄特异性发病率上升共同驱动,且承载负担的年龄结构和高危因素暴露呈现差异化动态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