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90–2021年全球、地区和国家的老年人骨折负担：基于GBD 2021的系统分析”的致编辑信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rgery》：Letter to the Editor about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fractures in the elderly, 1990–2021: a systematic analysis based on GBD 2021”

　　尊敬的主编：我们对Yao等人关于老年人骨折全球疾病负担的文章[1]产生了极大兴趣。作者利用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框架报告称，1990年至2021年间，绝对病例数增长了134.5%，而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和伤残寿命年（YLD）率则有所下降。我们感谢这一对老年骨科领域所做的宝贵贡献，同时指出若干局限性。首先，将"老年人"定义为55岁及以上人群与该文章自身的框架不一致，并且影响其核心结论。引言中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60岁及以上人口的预测[2]，讨论部分则指出60岁以下的骨折大多为高能量损伤，而60岁以上的骨折多为低能量损伤并与骨质疏松相关[1,3]。因此，纳入55–64岁年龄段意味着纳入了一群作者自己认为在机制上不同的群体。结果中可见其影响：髌骨、胫腓骨或踝关节骨折（PTFA）的最高发病率仅出现在55–64岁年龄段；髋部骨折从65岁起占主导，95岁以后达到68.6%[1]；且仅55–59岁年龄段中男性新发病例数超过女性。一项仅针对65岁及以上人群的敏感性分析将揭示各部位特异性和性别特异性结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最年轻的年龄层。其次，对髋部骨折发病率与髋部骨折YLD之间差异的解释并不完整。作者将髋部骨折较低的残疾负担归因于关节置换术、手术技术的改进以及康复[1]。然而，YLD排除了死亡率：骨折后的死亡被归因于损伤原因而非骨折后遗症，因此死亡的患者不再贡献现患病例和YLD。髋部骨折伴随着显著的增加死亡率[4]，这会截断其测量的非致命负担。作者自己的数据支持这一解读：髋部骨折占1410万例新发和2815万例现患病例，比率约为2；而PTFA骨折占734万例新发和1.6202亿例现患病例，比率超过20[1]。如此巨大的差距反映的不仅是康复质量，还有生存状况。因此，各部位特异性的排名应呈现为非致命负担的比较，最好同时辅以伤残调整生命年分析。第三，关于脊柱骨折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下降的报告需谨慎对待[1]。仅约三分之一的椎体骨折会被临床察觉[5]，而GBD损伤估计主要来源于医院记录和民事登记[6]，临床上无症状的椎体骨折对此并无贡献。因此，表面上的下降可能反映的是诊断发现率而非风险的降低，这一点在作者所指出的负担正在上升的低收入和中收入地区尤为严重。尽管局限性部分提及了数据完整性的总体差异[1]，但此类诊断发现率低估的方向性特征值得明确讨论，因为它关系到早期骨质疏松筛查的建议。我们同样期待对一处明显不一致之处的澄清。摘要和结果部分将安道尔、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列为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最高的地区，而讨论部分则指出芬兰和格陵兰排名最高[1]。由于后一观察支撑了随后关于纬度和维生素D合成的论述，澄清将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观察并不减损这一及时而全面的分析。未来工作应论证并检验年龄阈值，纳入骨折负担中的死亡率成分，解决椎体骨折诊断发现率问题，通过分解分析量化而非断言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的贡献，并将风险框架从外部原因扩展至肌少症和神经肌肉功能[7]——作者将其识别为决定因素但未加以分析。本文按照《人工智能报告透明度》（TITAN）指南[7]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