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15能否在低炎症表型中揭示具有临床意义的代谢风险

《Critical Care》：GDF15 and risk heterogeneity within the hypoinflammatory phenotype

　　

尊敬的编辑：

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Alipanah-Lechner等人的研究¹。他们整合了多个队列和分子谱，将GDF15与死亡率和代谢应激联系起来，扩展了ARDS中已建立的炎症表型分类²。作者将GDF15解读为候选富集生物标志物，这引发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其互补信息在何处最为有用？

一个潜在具有启发意义的群体包括那些被归类为低炎症但GDF15水平升高的患者。在补充图2B中，CLOVERS队列GDF15最高四分位数组的150名患者中有90名（60%）以及FACTT队列的100名患者中有42名（42%）属于低炎症表型。此外，将GDF15四分位数组添加到表型分类中，使CLOVERS队列中表观死亡AUC从0.646提高到0.741（补充表10）¹。尽管这些比例取决于表型的患病率且AUC为样本内估计值，但它们共同促使我们在低炎症组内研究风险异质性。

具体而言，GDF15可能识别出那些器官或代谢应激未被炎症分类完全反映的患者。这种不一致性在被解释为独立的生物学亚组之前，需要首先进行表征。临床上相关的问题是：在低炎症患者中，GDF15升高是否既能识别出额外的死亡风险，又能反映相应的代谢特征。

在基于表型的分层分析基础上，如果在低炎症患者中，报告连续GDF15浓度范围内的90天死亡风险，并提供置信区间且校正年龄、性别和疾病严重程度，将有助于阐明其预后成分。在配对分子数据可用的情况下，考察表型内GDF15与凝血因子2之间的关系——先前已表征的涉及肝功能和免疫功能受损以及脂肪酸β氧化障碍的特征——将有助于解决生物学成分的问题³。这将有助于区分额外的风险信息与特定代谢状态的证据。

如果两者均得到证实，部分低炎症患者可能值得纳入未来针对相应代谢通路的临床试验中加以考虑。量化其事件发生率和符合入组标准的比例将使其对预后富集的潜在贡献更加具体化⁴。治疗反应性将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因此，作者的研究结果支持一个有针对性的下一步：确定GDF15是否能在低炎症表型中揭示具有临床意义的代谢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