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An integrative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literate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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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翻译
目的：分析与综合关于医疗卫生机构内旨在促进组织健康素养（Organizational Health Literacy, OHL）的结构化行动与制度实践的科学证据。
方法：本研究为一项整合性综述（integrative review），检索范围覆盖
摘要专业翻译
目的：分析与综合关于医疗卫生机构内旨在促进组织健康素养（Organizational Health Literacy, OHL）的结构化行动与制度实践的科学证据。
方法：本研究为一项整合性综述（integrative review），检索范围覆盖八个国际及区域数据库。纳入描述已规划或已实施的促进组织健康素养之行动的研究。筛选过程遵循预设的纳入标准，依次通过标题、摘要及全文审阅进行。数据分析聚焦于识别已实施的策略、健康素养型组织（Health-Literate Organizations, HLOs）的属性，以及基于既有理论框架的实施障碍与促进因素。
结果：共纳入22项发表于2014年至2022年间的研究，主要来自欧洲与美国。所识别的行动被归纳为四个主要主题轴：机构诊断性评估；沟通材料与流程的调整及简化；劳动力培训与能力建设；以及用户与社区参与（常通过共同设计（co-design）方法实现）。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健康素养型组织的十项属性，其中对清晰沟通、便利的服务获取途径及领导层参与关注较多。报告最为频繁的障碍为领导层支持有限与资源不足，各在11项研究（50%）中被识别，其次为时间限制，见于9项研究（40.9%）。
结论：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健康素养应被理解为一种系统性与整合性的方法，而非孤立的干预措施。所识别的行动在获得坚定领导力、内部政策支持以及持续评估与培训过程保障的前提下，具有促进健康素养型组织形成的潜力。
论文主体内容专业总结
1 引言
论文指出，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HL）已成为卫生领域日益重要的议题，涉及个体获取、理解、评估及应用自我照护与合理使用卫生服务所需信息的能力。然而，该能力的培养不仅依赖个体，更需要医疗机构主动营造便于获取和有效利用健康信息与服务的环境。过去数十年间，健康素养的概念已从个体中心视角逐步演进为同时承认医疗机构在降低健康素养需求、促进信息与服务公平获取方面责任的更广阔视角，即组织健康素养（OHL）。OHL描述了医疗机构为帮助个体有效获取、理解、评估和运用健康信息与服务所需发展的结构、政策、领导力、沟通流程及劳动力能力，应被理解为嵌入卫生系统的组织能力与战略方法，而非仅是个体属性。
论文进一步区分了OHL与健康素养型组织（HLOs）的概念：OHL代表组织通过制度政策与实践促进健康素养的能力与承诺，而HLOs则是通过实施具体行动系统性地为患者、家庭和社区降低健康素养障碍的组织，是OHL的实践表达。Brach等人提出的十项健康素养型医疗机构属性构成了该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包括将健康素养纳入机构使命与战略规划、采用可及的沟通策略、服务人群参与等。Trezona等人则引入了健康素养响应性（health literacy responsiveness）概念，强调组织通过调整政策、实践、沟通流程和服务提供，使健康信息与服务对不同人群更可及、可理解和可操作。
论文还综述了多种支持HLOs发展的指南与自评工具，如Abrams等人的组织变革指南、Kowalski等人的HLHO-10问卷、Trezona等人的Org-HLR自评工具、针对医院的SAT-OHL-Hos工具，以及AHRQ健康素养通用预防工具包。尽管这些工具在结构、长度、场景和侧重点上存在差异，但共同目标是识别组织优势与差距并支持减少健康素养相关障碍的行动。论文指出现有综述虽为OHL提供了概念与组织基础，但尚未系统综合各医疗场景中用于发展HLOs的具体制度行动及其与属性、障碍和促进因素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证据缺口。
2 方法论
本研究采用整合性综述方法，分为六个阶段：研究主题与引导问题界定、纳入标准与检索策略确立、数据提取与分类、纳入研究评估、结果解释及知识综合。选择整合性综述是因为该方法允许纳入不同方法学设计的研究，提供对复杂医疗现象的综合理解。
研究问题基于PICo框架构建：在医疗场景中，已规划或实施了哪些结构化组织行动或制度实践以促进OHL并支持HLOs发展？人群（Population）为医疗机构（包括医院、初级保健机构及其他医疗服务机构）；关注点（Interest）为旨在促进OHL的已规划或已实施的组织行动与制度实践；情境（Context）为不同国家和卫生系统背景下的医疗场景；考察的现象/结果包括所涉及的OHL属性、实施策略与过程、组织变化及报告的障碍与促进因素。
检索于2024年6月在八个数据库中进行：MEDLINE（PubMed）、SciELO、Web of Science、CINAHL、LILACS（VHL）、Cochrane Library、Embase和Scopus。检索策略结合各数据库的受控描述符（MeSH、Emtree、CINAHL Headings、DeCS）与关键词，使用布尔运算符AND和OR，未设出版日期或语言限制。纳入标准涵盖报告已规划或已实施的OHL组织行动、策略、项目或制度实践的定性、定量、混合方法、干预、实施和案例研究；仅关注个体健康素养而无组织成分的研究被排除。
筛选过程由两名研究人员使用Rayyan平台独立进行，分歧通过讨论解决，必要时由第三名研究人员协助。数据提取采用自编工具，包括作者、出版年份与国家、研究设计、评估工具、研究人群或场景，以及促进OHL的行动或制度实践。提取的行动依据两个预设分析框架进行映射：一是对照Brach等人（2012）的十项HLO属性；二是依据Farmanova等人（2018）的框架识别障碍与促进因素。两名评审员独立进行映射，分歧经讨论达成共识。主题分析用于识别纳入研究中的重复模式，相似行动按其概念特征分组，最终形成主题。
3 结果
共识别出1,049条记录，最终纳入22篇文章。研究发表于2014年至2022年间，其中2014年1篇、2017年2篇、2019年5篇、2020年5篇、2021年4篇、2022年5篇。研究方法多样，包括定性和/或定量研究（8项）、混合方法研究（6项）、实施研究（4项）、案例研究（4项）、干预研究（2项）、改进计划（2项）、纵向研究（2项）、卫生组织评估（2项）及试点和共同设计研究（1项）。研究国家分布为美国6项、丹麦4项、德国3项、澳大利亚3项、瑞士2项，其余各1项分布于爱尔兰/荷兰、墨西哥、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研究场景包括医院及更广泛的医疗机构。样本涵盖医疗专业人员与患者，少数研究纳入管理人员。
3.1 纳入研究特征
作者采用多种工具支持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包括用于诊断健康素养、评估已实施策略与开发材料、开展培训活动及进行自评的既有工具，目的是识别沟通障碍、评估教育材料、分析服务可导航性及促进机构自评过程。
3.2 健康素养型组织的属性
对照Brach等人提出的十项属性，所有属性均在纳入研究中得到识别，但没有任何单一研究同时涉及全部十项，也没有任何属性在所有研究中被一致报告。最常被识别的属性为“在人际沟通中使用健康素养策略并在所有接触点确认理解”和“提供健康信息与服务的便捷获取及导航协助”，各见于17项研究（77%）。属性“拥有使健康素养成为其使命、结构和运营组成部分的领导力”在15项研究（68%）中被识别。最不常见的属性为“使劳动力具备健康素养并监测进展”（8项；36%），以及“在高风险情境中处理健康素养问题，包括照护过渡和药物沟通”和“清晰沟通健康计划覆盖范围及个人需支付的费用”（各2项；9%）。
3.3 组织健康素养的障碍（亦视为促进因素）
依据Farmanova等人的框架，障碍“领导层支持有限或缺失”和“资源缺乏”最为频繁，各在11项研究（50%）中被识别。其次为“时间限制”，见于9项研究（40.9%）。最不常被识别的为“员工角色模糊”和“健康素养工具与指南的复杂性”（各3项），以及“成为健康素养型组织不被视为有益”（2项）。
3.4 发展健康素养型组织的制度行动定性综合
定性综合识别出四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轴：诊断性评估、教育材料和/或沟通与导航策略的调整及简化、员工培训和/或能力建设、以及服务用户社区的参与。第一个主题轴为诊断性评估，使组织能够映射现有OHL实践、识别差距并理解专业人员与用户对OHL在改善照护中作用的看法。第二个主题轴涉及教育材料和/或沟通与导航策略的调整及简化，多数作者实施了文本简化工具和沟通策略。第三个主题轴指员工培训和/或能力建设，培训举措在不同情境中实施，部分研究针对更广泛的机构人员，包括专业人员、辅助人员和管理人员，其他研究则以医疗专业人员为主要对象。第四个主题轴涉及服务用户社区的参与，许多研究通过共同设计促进用户积极参与。这四个主题共同说明OHL是通过互补的制度策略而非孤立干预发展的，领导层参与、组织评估、劳动力发展、有效沟通和用户积极参与是相互关联的支撑要素。
4 讨论
论文指出，关于已规划或已实施的OHL促进行动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于欧洲和美国，未识别到南美洲研究。本研究与既往证据综合的关系在于：Farmanova等人提供了理论基础，Bremer等人映射了HLOs的表征标准，而本研究则聚焦于已规划或已实施的具体行动，提供行动导向视角。
OHL仍是一个概念与方法学异质性显著的领域，术语、理论领域、组织标准、评估工具、实施策略和结果测量均存在差异。论文强调，虽然纳入研究显示OHL举措可改善沟通流程、劳动力准备和用户参与，但实施仍是复杂的组织挑战。医疗机构是适应性系统，成功实施不仅取决于干预特征，还取决于组织文化、领导承诺、资源可用性、变革准备和持续学习过程。孤立干预不太可能产生可持续的组织转型，除非嵌入更广泛的制度策略。
论文从实施科学视角，运用实施研究综合框架（CFIR）解释发现：识别出的障碍（领导层参与有限、资源不足、竞争性组织优先事项、缺乏制度政策）与CFIR的内部环境、个体特征和实施过程等领域对应；机构评估、劳动力培训、沟通实践调整和用户参与则代表可加强组织准备度并促进OHL融入常规实践的实施策略。论文强调，成为健康素养型组织应被视为组织转型过程，需要战略领导、利益相关者参与、持续评估和本地情境适应。
关于共同设计，论文指出其作为当代方法具有前景，但参与设计过程本身是实施方法，不构成有效性或优越性的证据。现有研究提供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可行性、可接受性和情境相关性的证据，但缺乏足够比较性证据证明共同设计比常规方法产生更大的OHL改善。未来研究应采用比较性和纵向设计，包括对照前后研究、务实试验和实施-效果方法，使用经过验证的OHL测量工具，在组织能力与实践、员工和用户体验、可及性、公平性、可持续性及相关健康结果等多个层面评估结果。
论文还讨论了OHL属性的实现程度及障碍与促进因素。多数研究明确或隐含地涉及五项核心属性，包括领导力、劳动力准备、人际沟通策略、便捷获取以及易于理解和应用的材料设计与分发。而“高风险情境中的健康素养处理”和“清晰沟通健康计划覆盖范围”两个属性鲜有探索。障碍方面，领导层支持有限可能阻碍干预的制度化，时间与资源不足可能妨碍行动全面实施，缺乏支持性程序、政策和协议则限制健康素养融入规划、评估、患者安全和质量改进，可能危及行动可持续性。论文引用了Laing等人和Aaby等人的具体案例，说明通过组织自评、参与式过程、员工工作坊和共同设计可应对部分障碍，但现有证据不足以确定哪些策略最有效或最可持续。
论文特别讨论了南美洲研究缺失的问题，认为不应仅视为地理特征，可能原因包括术语差异导致检索遗漏、区域数据库索引差异、非英语发表限制、研究资助与机构能力差异及政策优先事项不同等，但这些解释未在本综述中直接评估，应视为潜在而非确定原因。这种代表性不足对OHL研究的全球发展有重要影响，欧洲和北美主导的证据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南美国家的组织、文化、语言、社会经济和卫生系统条件。
5 局限性
论文承认以下局限性：关键词选择可能不够全面导致部分研究遗漏；排除付费获取文章可能造成相关研究缺失，32篇全文评估排除的文章中有8篇（25%）因无法通过CAPES门户获取全文而被排除，可能引入获取相关选择偏倚；未进行正式的方法学质量评估或偏倚风险评估；未计算评审员间一致性定量指标（如Cohen's kappa）；纳入研究在设计、场景、组织特征、实施策略和国家背景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限制直接比较和结果可转移性；Farmanova等人的框架可能未完全捕捉影响OHL实施的其他情境决定因素。尽管如此，论文指出主要优势在于识别了基于先前使用验证工具进行诊断评估的OHL实施行动，这些行动产生了有利结果。
6 结论
本综述基于22项2014年至2022年间发表的研究，识别出关于发展OHL制度行动的有限但不断增长的证据。证据主要集中于欧洲国家和美国，表明OHL研究存在地理失衡。所报告的行动汇聚为一组实践，包括初始诊断评估、材料与沟通流程简化、劳动力培训与参与，以及用户在干预开发中的参与。这种汇聚强化了OHL应被视为系统性组织过程而非孤立活动的理解。尽管所识别的行动与健康素养型组织发展相一致，但关于这些策略如何被系统实施、维持和评估的证据仍然有限。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代表性不足的地理情境中，以加强实施证据并支持不同卫生系统中健康素养型组织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