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市公园为休息、体育锻炼和社交互动提供重要的公共空间，同时也作为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要城市基础设施发挥功能（Chiesura, 2004, Kaczynski and Henderson, 2007, Woo et al., 2026）。然而，气候变化导致的白天高温上升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预计将增加夜间公园使用需求（Bell et al., 2024, Liao et al., 2025）。
由于夜间环境的可见度和社交动态运行方式不同（Goldberg-Hiller, 2023），游客对夜间景观的感知与白天存在显著差异，有时甚至导致人们回避某些场所（Morris, 2011, Rahm et al., 2021）。夜间公园安全依赖于物理、社会和管护因素的复杂组合，而非任何单一要素。环境心理学和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用于解释环境特征如何影响用户的感知安全。Appleton（1975）的"前景—避难"理论指出，环境的前景视野与避难或隐蔽的机会与环境风险评估相关。这一视角为理解物理因素（如可见度和照明）与感知安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Atkins et al., 1991, Fisher and Nasar, 1992, Haans and De Kort, 2012, Lis et al., 2023, Portnov et al., 2020）。Jacobs（1992）的"街道之眼"和Newman（1972）的"防卫空间理论"解释了社会存在和自然监视如何与周围空间的可视性相关。同样，正式巡逻也传递了社会控制的信号，从而提升感知安全（Burgess et al., 1988, Maruthaveeran and Van den Bosh, 2015）。Kelling和Wilson（1982）的"破窗理论"指出，物理无序和管护不善的线索传递了社会控制薄弱的信号，从而增加感知风险（Gau and Pratt, 2010, Mak and Jim, 2018, Ogletree et al., 2022, Sampson et al., 2017）。
夜间公园安全直接影响公园利用率和公共空间的包容性，需要综合考虑复杂夜间环境的统筹规划。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白天公园安全（Chen and Marzbali, 2024, Fisher et al., 2021），而对夜间公园安全——特别是公园内部各要素的交互如何影响感知安全——的研究仍十分有限（Himschoot et al., 2024, Liao et al., 2025, Mak and Jim, 2018, Maruthaveeran and Van Den Bosch, 2014, Rahm et al., 2021）。为弥补这一缺口，Kim等人（2026）基于实际的夜间公园体验，探讨了物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如何结构性地影响夜间感知安全。
实际的夜间公园使用情况对安全认知均匀性的假设提出了挑战（Maruthaveeran & Van den Bosh, 2015）。以往研究主要依据受访者的生物和社会人口学特征（BSC）——如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居住时长和收入——来区分安全认知（Csomós et al., 2023, Kimic and Polko, 2022, Navarrete-Hernandez et al., 2021, Pérez-Tejera et al., 2022）；环境心理学和景观研究也尝试按用户的反应模式对用户进行分组（Arnberger and Eder, 2011, DeLucio and Múgica, 1994, Sevenant and Antrop, 2010）。然而，在夜间公园安全这一特定背景下，采用基于聚类的用户对安全认知模式的研究仍有限。因此，仅依赖总体数据或BSC可能掩盖用户对感知安全的差异，并限制其在公园规划和环境设计中的应用。
为克服这一局限，本研究不再仅通过BSC识别城市公园的夜间安全因素，而是探讨这些因素及其影响结构如何随由安全认知模式定义的不同用户群体而变化。为此，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对具有相似夜间感知安全的受访者进行分组，随后运用探索性路径分析（EPA）探讨各群体内物理、社会和管护因素对夜间安全的影响关系，突出这些关系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这一方法为考虑用户安全认知异质性的公园规划和管理方案提供了基础证据，最终有助于营造包容性的夜间公园环境，使市民在入夜后能安全地享受多样的公园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