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Interpreter-Mediated Transplant Educa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Nurses' Experiences and Competence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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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挪威移民人口持续增长，2026年已达总人口的17.5%，约占肾移植等待名单患者的20%。肾移植受者（KTRs）需严格遵守用药方案并识别排斥反应、感染及药物不良反应症状，这要求全面的移植教育。现有移植教育项目虽经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但仅纳入挪威族裔患者，移
背景： 挪威移民人口持续增长，2026年已达总人口的17.5%，约占肾移植等待名单患者的20%。肾移植受者（KTRs）需严格遵守用药方案并识别排斥反应、感染及药物不良反应症状，这要求全面的移植教育。现有移植教育项目虽经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但仅纳入挪威族裔患者，移民肾移植受者的教育经验与结局存在显著知识空白。护士在支持患者健康素养（HL）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但其在多元文化、多语言人群教育中的经验与胜任力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探索。
方法：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定性设计，通过5次焦点小组访谈收集29名来自挪威某大学医院外科病房、内科病房及门诊病房的护士经验。访谈围绕移植教育经验、口译员使用、护士胜任力与需求四个主题展开，采用Braun和Clarke六步主题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归纳分析。
结果： 分析形成三大主题：（1）使用口译员时的沟通障碍——护士普遍缺乏口译中介沟通的正规培训，沟通呈现碎片化、单向独白特征，教学自主性受限；（2）文化不安全感、尊重与期望的平衡——护士在跨文化情境中感到不确定，常因过度尊重而妥协必要语言支持，敏感话题（如移植后性健康）被普遍回避；（3）有限时间窗内的移植教育——每日仅一小时的口译时段需覆盖查房、物理治疗等多项事务，教育时间被严重压缩，缺乏翻译书面材料进一步加剧教育压力。
结论： 护士缺乏口译中介沟通的正规培训，文化不安全感构成公平照护的显著障碍。移植照护中的公平性需要系统层面的变革，未来干预措施必须同时整合健康素养响应性与文化敏感性，以确保所有移植受者获得公平、优质的照护与最佳结局。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挪威移民人口在过去数十年持续增长，2026年已达总人口的17.5%，在肾移植等待名单中约占20%。肾移植受者（KTRs）术后必须严格遵守免疫抑制用药方案，并能识别器官排斥、感染及药物不良反应的症状，这些关键技能的获得依赖于全面且个体化的移植教育。目前挪威移植受者参与由护士主导的教育项目，该项目覆盖术后六周的标准随访期，虽经随机对照试验验证有效，但研究仅纳入挪威族裔患者，移民肾移植受者的教育经验与结局存在显著知识空白。此外，护士在向多元文化、多语言人群提供患者教育时的经验与需求亦未被系统探索。
患者教育与健康素养（HL）密切相关，HL被定义为"获取、理解、评估、记忆和使用健康与医疗保健信息以促进自身及周围人健康与福祉的能力"。研究已证实，少数族裔身份及宿主国主流语言能力不足会对健康素养、健康结局及医疗服务利用产生负面影响。然而，挪威的移植教育项目对健康素养关注有限，未能充分适应移民患者群体，存在与这一日益增长人群的定制化教育需求不匹配的风险。健康素养响应型组织能够主动识别并回应患者的健康素养需求，理解其独特挑战并相应调整支持与沟通方式。尽管学界日益共识认为改善组织层面的健康素养响应性比仅关注个体健康素养更为有效，但多数干预措施仍以个体为中心。
护士是支持患者健康素养的核心力量，但关于护士在此关键角色中的优势、挑战与需求的知识十分有限。为准确评估和优先分配提升移植护士胜任力所需的时间与资源，在制定未来健康素养干预措施时必须纳入护士的视角。本研究即在此背景下开展，旨在探索护士向移民肾移植受者提供患者教育的经验，识别其胜任力优势、挑战与需求，为后续干预措施的共同设计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大型干预开发项目（ClinicalTrials.gov ID: xxxx）的工作包2，采用探索性定性设计，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收集数据。研究在挪威一所大学医院开展，涉及外科病房、内科病房和门诊病房三个参与移植随访与教育的病房，约100名护士受雇于此。采用目的性抽样，邀请三个病房中具有一年以上移植教育经验的护士参与。数据收集于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进行，共开展5次焦点小组访谈，29名护士参与（外科病房2次共14人、内科病房2次共9人、门诊病房1次共6人）。访谈时长约一小时，由第一、第二和末位作者主持，每组设主持人和助理主持人。访谈指南围绕四个主题展开：移民肾移植受者的移植教育经验、口译员使用、护士胜任力与需求、文档记录。访谈前向参与者明确定义"移民"概念。访谈全程录音并逐字转录，采用Braun和Clarke六步主题分析法进行分析，使用NVivo 14软件组织访谈资料与编码。研究团队包含四名具有护理背景和博士学位的全职或兼职研究者，以及三名用户代表（一名经验丰富的移植护士、一名具有移民背景的肾移植受者、一名来自挪威肾病患者与移植协会的代表），用户代表积极参与了研究设计、访谈问题建议及文化适宜性评估。研究获得区域伦理委员会（Approval No. 636096）和医院数据保护官（23/24649）批准。
三、研究结果
（一）使用口译员时的沟通障碍
病房中的口译员多为合格且现场服务，部分护士也熟悉电话口译。在所有访谈中，护士分享了使用口译员（现场和电话）时的多种不安全感与沟通障碍经历，描述沟通为中断、碎片化和无序的。护士常常不确定患者是否理解其想传达的内容，也不清楚沟通链中可能存在的障碍环节——是护士的沟通方式、口译员的翻译，还是患者的理解能力。这些未明确定义的障碍损害了知识与照护从护士到患者的传递。一位护士表示："当有第三方在场时，我感到额外紧张，沟通变得如此碎片化，我无法以我喜欢的方式教学，这至少给我带来了不确定性。"另一位护士指出："我完全不知道口译员说了什么——他们是否在他们的语言中强调了这一点很重要，或者……那种关怀是传达不出来的。"
缺乏沟通工具往往导致护士主导的独白式教育，患者处于被动角色。部分护士反思了teach-back等沟通工具的使用，但多数人发现其在实践中难以应用，尤其是在使用口译员时。没有护士报告接受过teach-back或其他结构化沟通策略的正规培训。护士还讨论了口译员协议（如房间定位、直接对患者说话、使用短句），但对正确行为方式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例如是否应质疑口译员的翻译准确性。对口译员角色的理解不足削弱了信任。移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新员工培训的结构化部分，但没有任何病房提供使用口译员的移植教育培训，护士的胜任力主要通过经验性学习获得。此外，护士认同家庭对移民患者的重要支持作用，但发现通过口译员与患者和家属同时有效沟通颇具挑战。
（二）文化不安全感、尊重与期望的平衡
护士在跨文化情境中感到不确定和自我怀疑，这种文化不安全感常导致害怕冒犯患者，进而可能损害照护质量。例如，当护士认为患者需要口译员但患者拒绝时，部分护士倾向于接受患者意愿以避免显得不尊重，即使这意味着患者得不到所需语言支持。更有经验的护士则学会无论如何倡导使用口译员，认识到善意的尊重本身可能成为对患者的伤害。一位护士反思："有些人说不需要口译员，我们可能就接受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他们确实需要口译员……这是一种伤害，或者实际上是相反的……这是尊重，但同时也是不公平的。"
护士在涉及文化敏感话题时面临类似困境。移植后性健康在所有访谈中均被提及为被回避的话题，护士不确定在有口译员在场时提出该话题是否恰当。其他障碍包括口译员性别与患者不同、口译员与患者年龄差异，以及护士感到自身缺乏处理性健康话题的文化资质。在挪威文化背景下，护士期望患者积极参与术后康复和移植教育项目，但部分护士认为移民肾移植受者可能有不同期望，例如期望家庭成员负责用药管理，而护士期望患者自行处理。护士感到患者对自身康复和学习过程承担过少责任，将责任转移给家庭成员被视为移植教育的障碍。此外，书面教育材料专为挪威族裔患者开发，缺乏文化适应性调整，护士在调整术后饮食建议以适应不同文化时遇到困难，并请求获得文化胜任力培训，包括宗教知识、食物传统及识别文化障碍的能力。
（三）有限时间窗内的移植教育
口译员的使用因患者需求而异，但多数患者每天仅有一小时的口译时间，这一时段还需覆盖医生查房、物理治疗及其他必要预约，留给移植教育的时间所剩无几。固定时间点可能违背患者需求，护士在患者尚未准备好且不宜接收信息时仍进行移植教育。有限的时间窗还导致患者需求与护士教育计划冲突，例如无法讨论家庭环境中的困难。部分护士表示没有足够时间优先安排一整小时的移植教育，或未能在繁忙临床中找到时间准备移植教育。内科病房护士反映，部分患者因护理人员无时间进行移植教育而住院时间延长，缺乏关键知识使患者无法在预期住院时长内出院。使用口译员的移植教育耗时更长，患者需要更多课时。当所有沟通被压缩在单一小时内，患者无法澄清误解，护士担忧这使患者处于脆弱境地。挪威语患者全天获得的持续信息流无法实现，非正式信息（如药物储存方法、帮助患者从药板中取出药丸等）的传递机会丧失。书面材料虽有多种语言简短版本，但往往没有患者母语的书面信息可用，缺乏翻译书面材料加剧了护士在有限时间窗内教授所有必要内容的压力。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 本研究揭示了移植护士向移民肾移植受者提供教育时的关键经验，识别出未来干预必须解决的核心主题以提升组织健康素养响应性。护士在使用口译员时经历沟通障碍与不安全感，且缺乏应对这些挑战的培训与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护士接受过口译使用或沟通策略的正规培训。文化不安全感进一步复杂化了优质移植教育的提供，有时尽管出于良好意图却对患者造成伤害。口译员可用的有限时间窗使患者处于脆弱和不利地位，与挪威语患者相比存在明显差距。缺乏翻译书面材料进一步加剧了护理人员的压力。
研究发现与瑞典护士的经验一致，瑞典护士因缺乏对话流畅性和深度而感到照护受限。语言差异被确认为与移民患者建立信任关系的主要挑战。自2022年1月起，挪威公共部门的口译员使用已受立法规范，要求公共服务部门雇用合格口译员，但挪威医院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未接受使用口译员的强制性培训。teach-back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非羞辱性评估患者理解程度的沟通策略，在口译中介情境中常被医护人员放弃，这凸显了针对性干预的必要性。teach-back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可能存在其他陷阱，如患者仅重复信息而未真正理解，且未考虑文化差异对症状表达或疾病管理的影响，因此必须与文化敏感性探索相结合。
本研究证明护士对文化边界感到不确定，例如在移植后性健康教育方面，这一话题常被跳过，与其他研究报告一致。护士明确表示缺乏提供优质患者教育和照护的相关培训，寻求口译员使用、沟通工具、文化胜任力、适当饮食考量及敏感话题处理方式的知识。这些沟通挑战指向一个根本性培训缺口，要求健康素养响应性和文化胜任力必须同时解决。尽管过去十年健康素养响应性培训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少数干预措施已结合健康素养与文化胜任力培训并取得有前景的结果，但文化敏感性很少成为此类培训的明确组成部分。本研究主张，没有文化敏感性的健康素养响应性医疗照护无法实现，然而针对这两个领域的干预措施迄今大体平行发展。实现两者并承担公平责任必须通过医疗保健系统的结构实现，仅针对个体健康素养的教育干预不足以实现"全民健康"或"全民肾脏健康"。可持续的健康服务需要系统层面的关注，投资于量身定制的提供者培训和与所服务人群的有意义接触。培训必须整合文化敏感沟通、文化胜任力及teach-back等实用工具，并针对口译中介和跨文化情境进行改编。
结论部分： 本研究探索了移植护士向移民肾移植受者提供患者教育的经验，揭示了组织健康素养响应性的关键缺口。研究结果表明，实现移植照护中的健康公平需要超越个体导向的干预，转向系统层面的变革。未来干预必须同时解决健康素养响应性和文化敏感性，以确保所有移植受者获得公平照护和最佳结局。本研究是首批专门考察挪威护士这些经验的研究之一，通过聚焦护士自身的声音及其感知胜任力需求，凸显了护士在推进移民人群移植公平中关键但常被忽视的作用。
实践意义： 研究结果为未来干预、医疗机构和护理实践提供了多项实际启示。第一，医院应对参与移植教育的护士实施口译中介沟通的强制性培训，培训应包括teach-back等沟通策略的实际应用，并专门针对口译员使用和跨文化情境进行改编。第二，文化胜任力培训应整合到护理教育和临床实践中，处理移植后性健康、多元文化家庭动态和饮食适应等敏感话题，使护士具备跨越文化边界而不损害患者教育质量的信心。第三，医疗机构应承担健康素养响应性的系统层面责任，开发患者母语的翻译书面材料，确保移民移植受者获得与挪威语患者同等质量的教育支持。第四，口译员排程应重新组织，允许更灵活、以患者为中心的教育，减少固定、限时口译时段造成的脆弱性，在整个住院期间更灵活地引入合格口译员，使目前仅挪威语患者可获得的非正式、持续信息流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