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and Nature》：Human–wildlife conflict and farmland transfer under informal land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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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 HWC）不仅影响农业生产，也影响农户对土地的获取与利用方式。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福利损失和土地利用响应，而生态风险是否与土地流转所依托的治理安排相关，目前仍知之甚少。基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研究人员利用2
人兽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 HWC）不仅影响农业生产，也影响农户对土地的获取与利用方式。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福利损失和土地利用响应，而生态风险是否与土地流转所依托的治理安排相关，目前仍知之甚少。基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研究人员利用2022–2024年在中国云南省亚洲象分布区开展的农户调查数据，从3,213户受访农户中抽取921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考察人兽冲突与非正式农地流转（Informal farmland transfer, IFT）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Probit模型、Heckman两步法模型和IV-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中，人兽冲突与更高的非正式流转参与度显著相关。具体而言，人兽冲突显著提高了非正式转出的概率和面积，但对非正式转入没有显著影响。该影响具有情境依赖性：无论距自然保护区远近，农户的非正式转出均有所增加，且主要集中于小规模农户；而非正式转入的减少仅出现在特定群体中，即靠近保护区的农户以及户主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农户。上述结果表明，生态风险与非对称的土地调整相关，主要表现为非正式转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非正式安排仍是农户重新配置土地承诺的重要渠道。本研究拓展了人兽冲突研究的关系性视角，表明野生动物相关风险不仅与个体层面的土地利用响应相关，也与嵌入社会关系的土地再配置形式相关。生态脆弱地区的政策应提升正式土地流转制度的灵活性与可及性，并加强其与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和农业保险的协同，以支持更安全、更具适应性的土地调整。
论文解读：人兽冲突、非正式土地制度与农地流转——基于中国云南亚洲象分布区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随着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空间重叠日益加剧，人兽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 HWC）已成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人兽冲突不仅造成农作物损毁、牲畜被捕食、财产破坏和人身伤害等直接福利损失，还可能深刻改变农户对土地这一核心生产资产的利用方式与治理安排。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兽冲突对农业生产投入、土地利用决策和农地撂荒的影响，但对一个关键问题缺乏系统考察：当人兽冲突改变农地的风险与收益结构时，它是否也会重塑土地流转所依托的治理安排？换言之，生态风险是否与正式或非正式的土地流转制度选择相关联？
正式与非正式农地流转代表了不同的交易治理模式。正式流转依赖书面合同、法律认可的权利、标准化程序和制度化执行；而非正式农地流转（Informal farmland transfer, IFT）则更深度嵌入于亲属关系、邻里纽带、社区规范、信任与声誉机制之中。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非正式土地安排因其手续简便、成本低廉和灵活性高而广泛存在。中国农村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同样与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紧密交织。然而，当人兽冲突带来的生态不确定性上升时，正式合同的刚性约束与非正式安排的弹性调整之间将如何权衡，这一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尚缺乏实证检验。
基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人兽冲突暴露是否与更高的非正式农地流转参与度相关？第二，这种关联在非正式转入与转出之间是否存在非对称性？第三，该关联是否随农户的资源禀赋和保护区相关的生态风险暴露程度而变化？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试图将人兽冲突的生态维度与农村土地市场的制度组织联系起来，深化对生态不确定性条件下农户土地调整过程的理解。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2022–2024年在中国云南省亚洲象分布区开展的家庭层面入户调查。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策略：首先根据人兽冲突强度及区域地理、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选取8个县、27个乡镇；其次从每个乡镇随机选取1–3个行政村，共55个村；最后在每个村从户籍登记册中随机抽取15–25户家庭。共收集3,213份有效问卷，从中筛选出921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作为分析样本。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主要采用以下三种计量模型：第一，Probit模型，用于估计人兽冲突对农户参与非正式农地流转概率的影响，并报告平均边际效应；第二，Heckman两步法选择模型，用于同时处理农户是否参与非正式流转的决策以及参与后流转面积的决定，以纠正非随机样本选择导致的估计偏误；第三，IV-Probit模型，以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作为人兽冲突的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此外，研究还进行了样本缩减检验、Logit模型替代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分析。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人兽冲突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非正式农地流转的概率，平均边际效应为9.1个百分点。进一步区分流转方向后发现，人兽冲突对非正式转出行为的影响显著：经历人兽冲突的农户非正式转出农地的概率提高17.7个百分点，且在参与非正式转出的条件下，冲突暴露农户额外转出25.512亩（约1.70公顷）农地。相比之下，人兽冲突对非正式转入的概率和面积均无显著影响。这表明人兽冲突与非正式农地流转的正向关联主要由非正式转出驱动，农户应对生态风险的主要方式是减少农业生产的直接暴露而非扩大土地持有。
3.2 内生性检验
为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研究采用NDVI作为人兽冲突的工具变量进行IV-Probit估计。第一阶段结果显示NDVI与人兽冲突显著相关，第一阶段F统计量为10.39，略高于弱工具变量的经验阈值。Wald外生性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了人兽冲突外生的原假设，表明存在内生性。IV-Probit第二阶段估计中，人兽冲突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致，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设。
3.3 稳健性检验
三项稳健性检验均支持基准结论的可靠性：随机抽取85%子样本重新估计后，人兽冲突的系数方向与显著性保持一致；采用Logit模型替代Probit模型后结果依然显著为正；500次随机置换人兽冲突变量的安慰剂检验显示，基准系数位于安慰剂分布分布的极端尾部，表明估计结果不太可能由随机变异或虚假相关驱动。
3.4 异质性分析
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农户距离自然保护区远近，人兽冲突均显著增加非正式转出；但非正式转入的减少仅出现在靠近保护区的农户群体中。土地规模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兽冲突显著增加小规模农户的非正式转出，而对大规模农户的转入和转出均无显著影响。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户主在非公共部门就业的农户，人兽冲突仅显著增加非正式转出；而对于户主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农户，人兽冲突同时显著降低非正式转入并增加非正式转出。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人兽冲突与非正式农地流转的关联表明生态风险不仅影响土地利用决策，还与嵌入社会关系的土地再配置形式相关。非正式安排为农户提供了低成本的灵活调整空间，但其对个人社会网络的依赖也可能限制交易伙伴范围并加剧土地市场的本地化特征。研究结论部分强调，生态脆弱地区的政策应提升正式土地流转制度的灵活性与可及性，简化书面合同并允许弹性期限和租金调整条款；加强土地流转治理与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和农业保险的协同，明确作物保护责任和补偿分配；同时强化公共土地流转服务，帮助农户超越亲属和村庄网络寻找交易伙伴。研究也承认存在若干局限，包括自报野生动物损害可能无法充分捕捉生态风险的强度与空间分布异质性、横截面数据限制了对动态制度调整的考察、未评估正式与非正式流转的长期福利和土地利用效率后果，以及基于云南样本的结论可能限制其向其他生态和制度情境的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