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Parenting stress spirals and a gendered labour division over the Christmas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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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期间，育儿需求与无形劳动（invisible labour）显著增加，然而学界对这些过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知之甚少。本研究采用来自293名英国父母的35天经验取样数据，考察了假期季节中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ur）、情绪抑制（emotion
圣诞期间，育儿需求与无形劳动（invisible labour）显著增加，然而学界对这些过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知之甚少。本研究采用来自293名英国父母的35天经验取样数据，考察了假期季节中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ur）、情绪抑制（emotion suppression）与主观压力（subjective stress）之间的时间关联。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ynam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DSEM）显示，所有构念均具有强烈的自回归稳定性，且认知劳动与压力之间存在即时的相互影响，表明存在一个自我强化循环。认知劳动与压力还能预测随后的情绪抑制，提示情绪抑制是对心理与压力过载的情境性应对反应。在个体间层面，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降低了情绪抑制，但并未缓冲压力或认知劳动。性别差异仅出现在认知劳动方面，母亲报告的水平高于父亲。研究结果凸显了无形劳动与压力之间的动态交织，并强调了父母在假期期间所面临的心理紧张。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家庭劳动通常被划分为体力劳动、认知劳动和情绪劳动。认知劳动指对家庭事务的持续预期、计划、组织与监控，具有无边界、永不结束的特点，常常侵入休息和休闲时间，导致慢性压力和心理幸福感下降。情绪抑制则指个体抑制或隐藏真实情绪表达，以符合社会期望，尤其在育儿情境中，父母往往需要压抑烦躁、挫败或疲惫，同时向孩子展现温暖、耐心与热情。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养育”规范强化了这一要求。
圣诞假期是育儿劳动显著加剧的典型时期：一方面，节日伴随文化期望，要求父母组织家庭聚会、协调旅行、购买礼物、准备传统餐食、维持家庭传统并管理孩子的期待；另一方面，学校假期导致日常托育中断，家庭劳动总量翻倍。然而，以往关于父母无形劳动与压力的研究多为横断面、定性或理论性，难以捕捉这些变量在每日生活中的动态相互作用，也极少同时纳入父亲和母亲进行比较。事实上，仅有两项日记研究尝试考察日常波动。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ESM），在圣诞季节这一生态效度较高的压力窗口期，揭示认知劳动、情绪抑制与主观压力在父母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动态及其性别化模式。
**二、研究开展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对英国293名父母（188名女性，105名男性）进行了从2023年11月底至2024年1月初共35天的经验取样调查，每天三次随机提醒记录瞬时状态，并在前后各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样本来自Prolific线上平台，平均年龄38.16岁，家庭年净收入中位数高于英国平均水平。研究人员采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SEM）分别分解个体内与个体间效应，并纳入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单亲状态、子女特殊需求等变量。
研究发现：认知劳动、情绪抑制和主观压力均表现出高度的自回归稳定性，即某一时刻的高水平状态会延续到下一时刻；认知劳动与主观压力之间存在相互预测关系，形成自我强化螺旋；压力和认知劳动会单向预测随后的情绪抑制，而情绪抑制不反向预测它们；母亲报告的认知劳动水平显著高于父亲，但在情绪抑制和压力上无性别差异；社会支持仅负向预测情绪抑制，对压力与认知劳动无缓冲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单亲状态和子女特殊需求均不预测主要结局。
**三、关键方法**
研究者使用经验取样方法（ESM）收集纵向数据：首先进行前测调查（11月中旬），随后在35天内使用MindSampler应用进行每日三次随机时间测量，最后进行后测调查（1月中旬）。认知劳动使用单项测量，情绪抑制采用改编自情绪劳动量表表面表演分量表的项目，主观压力采用三项指标分别测量育儿、身体和情绪压力。分析采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SEM），结合时间序列、多层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特征，通过贝叶斯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MCMC）估计参数，以95%可信区间判断统计意义。样本来源为英国Prolific在线平台，最终纳入293名父母，共14451条测量记录。
**四、研究结果**
**认知劳动、情绪抑制和压力随时间的关系——个体内结果（RQ1）**
研究发现，认知劳动（B=0.365 [0.336, 0.395]）、情绪抑制（B=0.272 [0.240, 0.304]）和主观压力（B=0.356 [0.327, 0.386]）均具有显著的自回归效应，表明三个构念在时刻间存在惯性。交叉滞后分析显示，认知劳动预测随后的主观压力（B=0.012 [0.004, 0.023]），反之亦然（B=0.072 [0.039, 0.105]），表明两者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压力预测随后的情绪抑制（B=0.058 [0.035, 0.084]），但情绪抑制不预测压力（B=0.005 [–0.009, 0.019]）。认知劳动也预测随后的情绪抑制（B=0.012 [0.002, 0.023]），说明情绪抑制是应对认知负荷和压力的情境性策略。
**情绪抑制、认知劳动和压力中的性别差异——个体间结果（RQ1a）**
母亲在后期调查中报告的认知劳动水平显著高于父亲（B=0.256 [0.044, 0.471]），但情绪抑制（B=?0.087 [?0.358, 0.194]）和主观压力（B=0.099 [?0.194, 0.384]）无显著性别差异。
**社会支持对假期后情绪抑制、认知劳动和压力的影响——个体间结果（RQ2）**
事后主观压力由事前压力（B=0.527 [0.403, 0.652]）和事前认知劳动（B=0.210 [0.077, 0.338]）预测，不受情绪抑制或社会支持影响。事后认知劳动由事前认知劳动（B=0.345 [0.252, 0.438]）和事前压力（B=0.107 [0.019, 0.196]）预测，再次表明压力和认知劳动的相互强化。事后情绪抑制仅由事前情绪抑制（B=0.465 [0.375, 0.556]）和事前社会支持（B=?0.114 [?0.203, ?0.026]）预测，说明社会支持具有降低情绪抑制的特定保护作用。
**社会人口变量对情绪抑制、认知劳动和主观压力的影响——个体间结果（RQ3）**
单亲状态、家庭收入和子女特殊需求均不显著预测事后任何主要结局。
**五、总结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认知劳动与压力的相互强化在个体内和个体间层面均存在，前者表现为短期螺旋，后者反映长期特质性循环，且这种循环可能固化为家庭间差异。情绪抑制更多是即时应对负荷的“面具”行为，而非稳定特质。社会支持虽能缓解情绪表演负担，却无法改变产生压力与认知劳动的结构性要求。性别差异仅体现于认知劳动，说明母亲承担了更多隐形规划工作，但未伴随更高的压力或情绪抑制，这可能与情绪调节等心理资源有关，尚需进一步研究。
研究结论：本研究揭示了圣诞季节这一文化期望高、育儿要求强的时期中，无形育儿劳动的动态展开过程。基于35天经验取样数据，研究人员发现认知劳动、情绪抑制和主观压力既高度稳定又深度交织。认知劳动与压力在个体内和个体间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表明心理负荷与压力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累积和维持。相反，情绪抑制是一种情境性应对反应，仅由认知劳动和压力的峰值触发，而不反向驱动它们。性别差异仅体现在认知劳动上：母亲承担了更大份额，却未报告更高压力或情绪抑制。这提示不平等认知劳动转化为心理后果的机制值得深入探讨，但即时压力无差异并不能证明这种不平等具有良性或长期无害。社会支持仅通过减少情绪抑制发挥特定保护作用，无法改变整体的压力-劳动动态。总体而言，女性在育儿伙伴关系中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认知劳动，且这一负担无法通过外部社会支持简单缓解。要减轻母亲的心理负担，必须直接调整育儿文化规范与认知劳动的性别粘性，并针对性干预育儿伴侣关系中的动态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