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子宫内膜癌（EC）是发达地区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其全球发病率因人口老龄化和肥胖问题而持续上升。子宫内膜癌的管理正在经历从传统组织病理学分类（Bokhman I型和II型）向分子整合模型的范式转变。关键驱动突变包括PTEN、PIK3CA、PIK3R1、ARID1A、KRAS和TP53的突变，以及CCNE1和ERBB2的局灶扩增，这些均通过失调PI3K/AKT/mTOR、Wnt/β-catenin、MAPK/ERK和p53信号通路驱动肿瘤发生。通过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的整合基因组分析以及ProMisE等实用替代方法，将子宫内膜癌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分子亚组：POLE超突变型（POLEmut）、错配修复缺陷型（MMRd/MSI-H）、低拷贝数/非特异性分子谱型（NSMP）以及高拷贝数/p53异常型（p53abn）。这些亚组表现出独特的生物学特征、肿瘤微环境和预后轨迹，并已被正式纳入FIGO 2023分期系统。关键在于，分子分类直接指导生物标志物驱动的系统性治疗决策。MMRd可能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多塔利单抗）在一线和复发设置中均具有深度疗效。对于错配修复完整型（MMRp）疾病，联合策略如抗血管生成/免疫治疗（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激素/mTOR或CDK4/6抑制剂联合方案，以及核输出抑制剂（塞利尼索用于TP53野生型）似乎能提供显著获益。此外，新型疗法如HER2靶向抗体药物偶联物（德曲妥珠单抗）、PARP抑制剂和G2/M检查点抑制剂（adavosertib）正在积极扩展治疗手段。将多组学技术、人工智能和新型系统治疗整合到临床工作流程中，有望进一步细化风险分层，避免过度或不足治疗，并为子宫内膜癌确立精准肿瘤学的新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