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受害与青少年网络成瘾：负性情感的主导作用与师生关系的有限缓冲效应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Victimized Offline, Addicted Online? The Predominant Role of Negative Affect and the Limited Buffer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摘要 背景：同伴受害（peer victimization, PV）是青少年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IA）的公认风险因素，但情感、认知与动机机制的相对贡献尚不明确。师生关系（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SR）曾被提出作为保护性调节变量，但其缓冲作用的证据尚不一致。 目的：本研究主要基于I-PACE模型，并辅以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作为补充视角，考察同伴受害是否通过基本心理需求满足（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BPNS）、自尊（self-esteem, SE）与负性情感（negative affect, NA）的序列中介作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相关联，以及师生关系是否调节上述路径。 方法：研究分析了来自1162名中国高中生的调查数据（含嵌入式情境感知任务），采用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建模（co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B-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结果：情感路径（PV→NA→IA）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总间接效应的65.67%。涉及BPNS与SE的五条SDT衍生路径各自贡献均低于16%（范围：2.15%–15.88%）。师生关系与BPNS对SE（β = 0.172）及IA（β = ?0.133）的更强保护性关联相关。然而，PV→SE（β = ?0.080）与BPNS→NA（β = 0.078）路径的调节效应实际意义甚微（ΔR2 < 0.01）。fsQCA结果显示，高质量师生关系并未作为独立的保护性构型出现。 结论：研究结果提示，预防工作或可更多获益于情绪调节而非基于需求满足的干预；教师支持应主要被视为资源增强因素，而非针对同伴攻击的直接缓冲器。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渗透，青少年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IA）的发生率持续上升，对其学业成就、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构成严重威胁。根据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物生态学理论，个体发展发生于嵌套且相互关联的微观系统之中。同伴关系作为青春期最核心的微观系统之一，对发展轨迹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不良同伴关系，尤其是同伴受害（peer victimization, PV），构成青少年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已有研究表明，PV是青少年IA的强预测因子，遭受PV的青少年更可能将互联网作为逃避现实负面体验的补偿机制。

尽管PV与IA之间的关联已被充分记录，但其潜在心理机制仍需进一步阐明。近期理论进展强调近端情感与认知过程的首要地位，如I-PACE模型（Interaction of 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所阐述。该模型认为外部压力源触发情感与认知反应——尤其是负性情感（negative affect, NA）与自尊（self-esteem, SE）降低——这些反应作为成瘾行为的近端驱动因素。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则提供了补充性的、更为远端的研究视角，认为PV可能与基本心理需求满足（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BPNS）降低相关，进而引发补偿性网络行为。

并非所有遭受受害的青少年都会发展出IA，提示保护性因素的存在。师生关系（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SR）作为学校微观系统中的关键要素，被广泛视为保护性缓冲因素。然而，近期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的效果具有悖论性和情境依赖性；当支持与个体需求不匹配时，甚至可能加剧压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一个优先考虑I-PACE框架、同时纳入SDT作为补充视角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量化各心理路径的相对贡献，并考察TSR的调节作用及其实际效应量。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两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框架，通过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行政协调，在中国东部地区普通高中抽取6所学校27个班级共1162名10–12年级学生参与研究。参与者平均年龄15.8岁（SD=0.74），其中男性占42.51%，女性占57.49%。研究经南京医科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准日期：2025年8月3日；批准编号：2025 139），所有参与者及其法定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数据收集于2025年9月25日至27日进行，采用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研究主要运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建模（CB-SEM）用于检验理论模型的中介与调节效应；潜在调节结构方程建模（LMS-SEM）用于估计潜变量交互效应；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作为补充分析技术，从组态视角识别与高IA相关的多重并发路径。所有分析分别使用Mplus 8.3、R 4.5.2和fsQCA 4.0完成。

三、研究结果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比较六因子基准模型、双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指数显著较差（CFI = 0.505, TLI = 0.446, RMSEA = 0.223），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量表区分效度检验：各潜变量AVE平方根（范围0.794–0.900）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表明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变量间相关符合理论预期：PV与IA显著正相关，与SE显著负相关。

模型构建：基线中介模型（M1）拟合可接受（CFI = 0.952, TLI = 0.941, RMSEA = 0.073）。在此基础上构建包含两个潜变量交互项（PV×TSR和BPNS×TSR）的完整有调节中介模型（M2），M2显著改善拟合（ΔAIC = ?140.950, ?2ΔLL = 154.948, Δdf = 7, p < 0.001）。去除不显著路径后得到简化模型（M3），M3与M2无显著差异（p = 0.089）且AIC/BIC更优，被选为最终主要分析模型。

BPNS、SE与NA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5000次重复抽样）显示，PV对IA的总效应显著（β = 0.300），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78），表明完全中介。总间接效应显著（β = 0.233）。六条显著中介路径中，“PV→NA→IA”路径效应值最大（β = 0.153），占总间接效应的65.67%，为占主导地位的中介路径。其余路径依次为：“PV→SE→IA”占15.88%，“PV→BPNS→SE→IA”占9.87%，“PV→BPNS→NA→IA”占3.86%，“PV→SE→NA→IA”占3.00%，“PV→BPNS→SE→NA→IA”占2.15%。正式对比分析表明，NA间接效应显著大于各SDT衍生间接效应（p < 0.001），五条SDT衍生路径合计占总间接效应的34.76%。

TSR的调节作用：结构方程模型确认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四条交互项均达统计显著。PV对BPNS（β = ?0.082）和SE（β = ?0.245）呈显著负向关联，对NA呈显著正向关联（β = 0.329）。TSR对四条路径发挥调节作用：对“PV→SE”路径呈显著负向调节（β = ?0.080），表明高TSR水平下PV与SE的负向关联更强；对“BPNS→SE”路径呈显著正向调节（β = 0.172），表明高TSR水平下BPNS对SE的正向关联更强；对“BPNS→NA”路径呈显著正向调节（β = 0.078），表明高TSR水平下BPNS与NA的负向关联更弱；对“BPNS→IA”路径呈显著负向调节（β = ?0.133），表明BPNS与IA的关联随TSR水平变化，从低TSR时的显著正向关联转变为高TSR时的负向但不显著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PV×TSR→SE（ΔR² < 0.01）与BPNS×TSR→NA（ΔR² < 0.01）两个交互效应量极小，缺乏实际意义；而BPNS×TSR→SE与BPNS×TSR→IA交互效应量相对较大，是后续简单斜率分析的重点。简单斜率分析表明，BPNS对SE的正向效应在高低TSR水平下均显著，但高TSR下显著更强；BPNS对IA的关联在低TSR时为正且显著（估计值 = 0.117），在高TSR时转为负向但不显著（估计值 = ?0.067）。

fsQCA分析：将TSR作为条件纳入分析时，识别出三条与高IA相关的组态路径（整体解一致性 = 0.816，整体解覆盖度 = 0.738）。构型H1（PV·~SE·~TSR）原始覆盖度最高（0.635），代表自我耗竭路径；构型H3b（PV·NA·~SE，覆盖度 = 0.591）与SEM主导路径（PV→NA→IA）一致；构型H3c（PV·NA·~TSR）表明高PV和高NA条件下，缺乏高质量TSR是风险条件。关键发现是，高质量TSR未作为独立保护性构型出现，仅在高风险构型H3b中出现。排除TSR后，fsQCA识别出三条额外构型，分别对应情绪驱动、自尊受损和基本心理需求剥夺路径，覆盖度排序与SEM效应量排序一致。稳健性检验表明所有构型在调整阈值后保持一致。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情感路径（PV→NA→IA）占总间接效应的65.67%，与I-PACE模型关于情感过程是成瘾行为核心关联因素的命题一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SDT衍生路径各自贡献均低于16%，合计占34.76%，这挑战了需求挫败构成PV–IA关联中同等重要机制的观点。研究将SDT的角色重新定位为远端背景条件而非主要路径。

关于TSR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其效应不仅具有路径特异性，而且在量级上高度不对称。两个交互效应（PV×TSR→SE: β = ?0.080; BPNS×TSR→NA: β = 0.078）虽统计显著，但各自解释结果变量方差不足1%，缺乏实际意义。数据不支持高质量TSR有意义地增强同伴受害与自尊之间的负向关联或显著削弱基本心理需求满足与负性情感之间的负向关联的主张。相反，TSR主要作为适度的资源增强因素发挥作用。两个较大的调节效应（BPNS×TSR→SE: β = 0.172; BPNS×TSR→IA: β = ?0.133）表明，高质量TSR与BPNS对SE的更强正向关联相关，并与BPNS与IA关联方向的改变相关。fsQCA结果与此一致：低质量TSR在构型H1和H3c中明确作为风险条件发挥作用，而高质量TSR未在任何解中作为独立保护性构型出现。

在理论贡献方面，研究细化了I-PACE模型中情感-认知交互的观点：在同伴受害情境下，情感过程似乎主导认知（自尊）和动机（BPNS）过程；研究重新定位了SDT中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有限和间接作用；TSR主要呈弱且不对称的调节作用，挑战了社会支持的传统缓冲假说；CB-SEM与fsQCA的整合提供了方法论贡献。

在实践意义方面，鉴于情感路径占总间接效应的65.67%，未来干预研究可检验情绪调节训练在普适性预防中的核心地位。教师支持可策略性地定位于增强学生的能力感和归属感，而非试图直接保护学生免受同伴攻击。学校可采用多层级支持系统框架，将干预强度与学生不同的风险构型相匹配。系统性、全校范围的重构可能比二元师生关系修复更具影响力。

研究结论指出，从同伴受害到网络成瘾的路径主要是情感性的：负性情感单独占中介效应的近三分之二，而基本心理需求与自尊发挥次要的远端作用。师生关系的调节效应虽统计显著，但总体较弱且不对称。声称亲密的师生关系有意义地放大同伴受害危害的主张未获数据支持。相反，TSR主要作为适度的资源增强因素，与更高自尊和更低网络成瘾相关联。未来预防研究可检验情绪调节和策略性部署的教师支持的有效性，而非将后者作为独立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