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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等人通过一项双中心回顾性研究，考察了急性胰腺炎患者中传统中医证型组之间的临床和生化差异。引用1 他们的探索性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分类是否与可测量的生物学差异相对应。然而，表5中的分类生物标志物比较需要进一步澄清，因为使用所声明的卡方方法和Bonferroni校正，无法从已发表的计数数据中重现所报告的显著性模式。
对于报告阈值为10以上的C反应蛋白（CRP），表4显示肝胆湿热组（LGDH）中为63/89例，肝郁气滞组（LDQS）中为16/25例，内热积滞组（EHAV）中为6/18例。重构相应的3×2列联表可重现总体Pearson卡方结果（P=0.01025），与报告的P=0.010一致。
对于LGDH与LDQS的比较，2×2列联表包含63例升高和26例未升高观察值，对比16例升高和9例未升高观察值。未进行连续性校正的Pearson卡方检验得出P=0.5157，而表5报告经Bonferroni校正后P<0.05。Bonferroni校正不可能降低未经校正的P值。引用2 因此，无论多重性检验族包含三个比较还是更多，这一对比都不可能通过该校正达到统计学显著。使用替代常规检验时差异仍然存在：连续性校正卡方检验和双侧Fisher精确检验分别得出未经校正的P值为0.6857和0.6243。
如果三次CRP成对比较构成校正族，则Bonferroni校正将每个未经校正的Pearson P值乘以三，上限为一。在这一假设下（该假设需确认），LGDH–LDQS、LGDH–EHAV和LDQS–EHAV的校正后P值分别为1.0000、0.0074和0.1415。在该设定下，只有LGDH–EHAV满足0.05阈值。然而，表5却将另外两个对比标识为显著。正文叙述首先仅将LGDH–EHAV标识为显著，随后又将LGDH–LDQS和LDQS–EHAV标识为显著。
总胆红素提供了第二个相关例子。在表3中，超过阈值21的计数分别为42/89、7/25和3/18，重现总体Pearson P=0.02329。然而，LGDH–LDQS和LDQS–EHAV的比较得出的未经校正的Pearson P值分别为0.0868和0.3855。使用这些列联表，两者都无法得出所报告的经Bonferroni校正后P<0.05的结果。这些观察针对的是分类事后比较，并不独立证实或反驳多变量模型。
这一区别对解读很重要。总体关联不能确定哪些证型组之间存在差异，而超过实验室阈值的比例比较也不直接量化生物标志物浓度的差异。在将特定对比用于描述证型特异性生物学之前，读者需要一份关于分析结局和组间比较的一致说明。尽管作者恰当地将这些发现描述为探索性的，但具体的成对关联仍需澄清。
作者能否提供表5背后精确的成对列联表、检验方法变体、未经校正的P值、校正族以及数值化的校正后P值？如果使用了其他结局表示方法、分析人群或基于模型的对比，说明这些内容将有助于解释这些结果与表3和表4之间的关系。使表5与相关叙述达成一致将有助于明确所报告的分析支持哪些成对关联。
作者贡献
所有作者都对所报告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在构思、研究设计、执行、数据获取、分析和解释方面，还是在所有这些领域；参与了文章的起草、修订或批判性审读；批准了待发表版本；同意向该期刊投稿；并同意对工作各方面承担责任。
声明
作者声明在本次交流中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