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Burden, Risk Factors, and Temporal Trends of Ovarian Cancer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Aged 55 Years and Old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编辑推荐:
背景:关于55岁及以上女性(本文作为绝经后人群的操作性代理)卵巢癌(OC)负担的证据仍有限,涉及印度、中国和美国。方法:研究人员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3中提取1990—2023年OC相关发病、死亡、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及相关危险因素数据。评估年
背景:关于55岁及以上女性(本文作为绝经后人群的操作性代理)卵巢癌(OC)负担的证据仍有限,涉及印度、中国和美国。方法:研究人员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3中提取1990—2023年OC相关发病、死亡、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及相关危险因素数据。评估年龄别模式;使用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EAPC)和Joinpoint回归评估时间趋势;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式及可估计函数;人口学分解;归因于高体质量指数(BMI)和职业性石棉暴露的DALY负担。应用自回归整合移动平均(ARIMA)模型和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预测至2040年OC年龄标准化DALY率。结果:三个国家绝对发病病例、死亡和DALYs均增加,而年龄标准化率在印度上升、在中国和美国总体下降。印度在研究人群中较年轻年龄组负担相对更大,美国在较老年龄组负担最高。在中国,尽管总体净漂移为负,85岁及以上女性局部漂移点估计为正值(每年0.03%–0.82%),但95%置信区间(CI)包括零。高BMI归因DALY比例在三国均上升,人口增长是绝对负担上升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预测显示至2040年印度年龄标准化DALY率持续上升,中国和美国进一步下降。结论:年龄标准化OC负担在印度上升但在中国和美国下降,而绝对负担在三国均上升;中国最老年人群中不显著的正向局部漂移点估计值得监测。这些生态学发现不能确立因果关系,并支持针对国家的遗传风险管理以及加强及时诊断和专科转诊路径。关键词:卵巢癌;绝经后女性;全球疾病负担;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流行病学趋势。
研究背景方面,卵巢癌(OC)是女性生殖系统最致命恶性肿瘤,早期常无症状、晚期诊断多见且长期生存较差;其约占全部妇科恶性肿瘤的23%,却贡献近47%的生殖道癌症死亡。年龄是OC重要风险因素,全球人口老龄化使55岁及以上女性(该研究作为绝经后人群的操作性代理,因GBD数据库无个体绝经状态)的负担评估具有公共卫生意义。印度、中国和美国分别代表发展中、新兴和发达经济体,在人口结构、风险暴露、诊断路径、专科能力及治疗可及性方面差异明显;既往基于早期GBD的全球或单国分析难以提供GBD 2023下三国直接比较,故研究人员开展该比较研究。研究人员利用GBD 2023数据,比较三国55岁及以上女性OC负担、归因危险因素、人口学驱动、APC模式及至2040年预测。结论为:年龄标准化负担在印度上升、在中国和美国总体下降,而绝对负担在三国均上升;人口增长是绝对负担上升的主要正向驱动;中国85岁及以上女性局部漂移点估计略正但95%CI含零,值得监测;这些生态学发现不能证明因果,支持国家特异遗传风险管理及及时诊断和专科转诊路径。其意义在于为三国差异化防控、风险分层和卫生系统资源配置提供人群水平证据。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不超过250字):数据来自GBD 2023公开结果工具,样本队列为印度、中国、美国55岁及以上女性的人群估计;指标包括发病、死亡、DALYs及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年龄标准化DALY率(ASDR)。研究人员采用EAPC和Joinpoint回归评估趋势,APC模型(可估计函数、净漂移、局部漂移和率比(RR)),Das Gupta分解分析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和流行病学变化,比较风险评估(CRA)评估高BMI和职业性石棉暴露归因DALYs,并以BAPC(集成嵌套拉普拉斯近似(INLA)、二阶随机游走(RW2)先验)和ARIMA预测2024—2040年ASDR;分析使用R 4.4.2和JD_GBDR。
研究结果如下。疾病负担变化(Change in Disease Burden):描述性分析显示,1990—2023年三国OC绝对发病、死亡和DALYs均增加;ASIR、ASDR和ASMR在印度显著上升(ASIR 14.03→24.88,EAPC=1.62;ASDR 324.09→523.74,EAPC=1.33;ASMR 12.46→21.39,EAPC=1.54),在中国总体下降(ASIR 13.40→11.10,EAPC=-1.10;ASDR 288.73→200.83,EAPC=-1.65;ASMR 11.14→8.38,EAPC=-1.46),在美国显著下降(ASIR 53.37→35.46,EAPC=-1.46;ASDR 868.93→558.62,EAPC=-1.47;ASMR 41.11→27.53,EAPC=-1.46)。年龄别模式分析(Age-Specific Pattern Analysis):2023年印度发病峰值在70—74岁(28.13/10万),中国在65—69岁(12.83/10万),美国随年龄升至85—89岁峰值(59.34/10万)后≥90岁略降;DALY率印度65—69岁峰值573.11/10万且55—64岁高于中美,中国65—69岁峰值234.15/10万,美国75—79岁峰值654.54/10万后≥80岁下降;负担集中于印度55—69岁、美国75—79岁。Joinpoint趋势分析(Joinpoint Trend Analysis):ASIR的AAPC在印度为1.71、中国为-0.51、美国为-1.28;ASDR的AAPC分别为1.44、-1.04和-1.43,三国均有不同拐点。归因负担(Attributable Burden):高BMI归因DALY比例美国最高(1990年10.0%→2023年14.5%),中国2.0%→5.3%,印度0.3%→4.0%,三国均升,美国绝对增幅4.5个百分点;职业性石棉暴露比例美国4.3%→4.2%、中国1.3%→1.6%、印度0.3%→0.4%。年龄–时期–队列分析(Age-Period-Cohort Analysis):印度拟合年龄别死亡率由55—59岁8.35/10万升至85—89岁24.91后下降,队列RR至1962—1966年达1.83,净漂移1.67%/年,局部漂移各年龄为正但95岁及以上CI含零;中国年龄别死亡率70—74岁峰值12.21后下降,队列RR由1917—1921年1.06降至1962—1966年0.55,净漂移-0.78%/年,85岁及以上局部漂移0.03%—0.82%/年但CI含零;美国年龄别死亡率随年龄升至90—94岁峰值67.59后≥95岁57.78,时期RR由2009—2013年0.92降至2019—2023年0.78,队列RR由1917—1921年1.10降至1962—1966年0.57,净漂移-0.94%/年,55—89岁局部漂移显著为负、90岁及以上不显著。人口学负担变化分解(Demographic Decomposition of Burden Changes):发病增长主要由人口增长驱动(中国114.04%、印度57.79%、美国597.89%且为唯一正向驱动;美国老龄化-254.32%、流行病学变化-243.57%;印度流行病学变化35.04%);DALYs变化中,中国人口增长145.48%、老龄化6.97%、流行病学变化-52.45%,美国人口增长733.72%、老龄化-304.01%、流行病学变化-329.71%,印度人口增长61.25%、老龄化6.00%、流行病学变化32.75%。DALYs未来趋势(Future Trend of DALYs):BAPC预测2040年ASDR印度815.28/10万、中国168.65/10万、美国405.21/10万;ARIMA与BAPC趋势方向一致但幅度不同。
讨论总结:该分析相较既往GBD 2021老年OC研究,聚焦三国直接比较;社会人口指数(SDI)与OC负担的非线性关联不能解释为因果。印度年龄标准化率上升应与及时诊断、治疗可及性和区域卫生资源差异等背景联系,但该分析不能确定原因;高BMI归因比例上升提示代谢和营养转变背景,支持将体重管理纳入55岁及以上女性慢病预防,但不能证明BMI导致国家趋势;职业性石棉归因负担较小,但既往暴露对老年人群仍可能相关。分解分析表明绝对负担增加不等于年龄别风险恶化;中国85岁及以上局部漂移略正但CI含零,应作为监测、症状识别、及时诊断、老年评估、专科转诊和个体化治疗的重点,而非平均风险无症状人群常规筛查。美国年龄标准化率下降与遗传风险评估和咨询、BRCA1/2携带者降低风险输卵管卵巢切除术、绝经激素治疗(MHT)使用变化、妇科肿瘤专科和指南一致诊疗等背景相关,但该生态学分析未直接检验。BAPC与ARIMA方向一致仅作为跨模型敏感性检查。局限性包括GBD输入数据和模型不确定性、生态学分析不能推断因果、55岁及以上作为绝经后代理可能纳入少量未绝经女性、预测不能预期未来结构变化且区间随时间增宽。研究结论翻译:1990—2023年,年龄标准化OC发病、死亡和DALY率在印度上升、在中国和美国总体下降,而绝对负担在三国均上升;人口增长是绝对负担上升的主要正向驱动;中国85岁及以上女性局部漂移点估计略正但95%CI含零,该模式值得监测并需要年龄适宜的诊断和照护路径;这些人群水平发现不能证明因果机制;公共卫生响应应强调对高遗传风险女性的风险分层和结构化管理、加强诊断能力和专科转诊路径,并仅在资源充足且经正式评估的条件下开展前瞻性多模式或多标志物筛查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