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与SARS-CoV2感染后持续性疲劳无显著关联

《Brain, Behavior, & Immunity - Health》：Receptor-binding autoantibodies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post-COVID fatigue

　　

持续性疲劳是SARS-CoV₂感染后常见症状，但其潜在机制仍未完全阐明。针对G蛋白偶联受体（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 GPCR）和其他神经递质相关受体的自身抗体已被提出作为post-COVID症状的潜在生物标志物（biomarkers）或介质。然而，其与post-COVID疲劳的关联仍不明确。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在206名既往感染SARS-CoV₂的参与者中调查了针对13种神经递质相关受体的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纳入三组患者：无持续性疲劳的对照、感染后新发疲劳患者，以及感染SARS-CoV₂前已存在疲劳的患者。疲劳采用标准化自评疲劳问卷评估。研究人员发现，新发疲劳、既往存在疲劳和无持续性疲劳对照之间，所测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浓度无显著差异。在多变量分析（multivariable analyses）中，调整年龄、性别和感染后时间并校正多重检验后，没有任何单个抗体浓度与新发疲劳显著相关。单个抗体浓度也与疲劳严重程度无关。超过制造商定义参考值（manufacturer-defined reference values）的参与者比例在研究组间无显著差异。同样，累积抗体阳性（cumulative antibody positivity）与疲劳严重程度无关。总之，在该SARS-CoV₂感染者队列中，研究人员未发现证据表明所测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浓度与post-COVID疲劳或疲劳严重程度相关。这些发现不支持将这些抗体用作post-COVID疲劳的独立生物标志物。由于所有参与者既往均经历过SARS-CoV₂感染，该研究无法确定感染本身是否改变抗体浓度。此外，结合试验不能确定检测到的抗体是否具有功能性受体活性。这些发现强调迫切需要开展具备全面临床表型分析和功能抗体检测（functional antibody assays）的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以进一步探讨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在post-COVID症状中的潜在作用。

该研究关注SARS-CoV₂感染后持续性疲劳这一长新冠（long COVID）常见表现。长新冠给医疗系统带来医学和社会经济双重挑战，但不同研究中的患病率估计差异很大，且疲劳等症状也可见于其他感染后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ME/CFS）样疾病。既往研究提出，针对G蛋白偶联受体（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 GPCR）等神经递质相关受体的自身抗体可能参与ME/CFS和长新冠的病理过程；体外血浆置换可降低针对神经递质受体的自身抗体浓度，并在部分ME/CFS患者中显示有益作用，提示这些自身抗体至少可能部分参与疲劳机制。然而，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与post-COVID疲劳的关联仍不清楚，且缺乏针对疲劳症状而非ME/CFS诊断的明确证据。因此，研究人员在既往感染SARS-CoV₂的参与者中检测13种神经递质相关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并分析其与新发疲劳、既往疲劳及疲劳严重程度的关系。

研究人员开展了三组比较研究，共纳入206名既往感染SARS-CoV₂的参与者：无持续性疲劳对照38名，感染后新发疲劳患者144名，感染前已存在疲劳者24名。疲劳采用标准化自评FACIT-F问卷的疲劳相关条目评估。研究结论为：在该队列中，未发现所测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浓度与新发post-COVID疲劳或疲劳严重程度相关；抗体阳性比例及累积抗体阳性也与疲劳无关。这些发现不支持将所测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作为post-COVID疲劳的独立生物标志物。重要意义在于，该研究对将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单独用于post-COVID疲劳生物标志物的做法提出质疑，并强调需要结合严格临床表型、纵向采样和功能抗体检测进一步研究；由于所有参与者均既往感染，该研究不能判断感染本身是否改变抗体浓度，结合试验也不能确定抗体的功能性受体活性。

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采用横断面三组比较设计；样本来源为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医院long COVID门诊的新发疲劳患者（n=144）、感染前已有疲劳者（n=24）及该院员工中感染后无持续疲劳对照（n=38）。疲劳采用标准化自评FACIT-F问卷的6个疲劳相关条目（0–24分）评估。血浆中13种神经递质相关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采用商业免疫分析（CellTrend GmbH, Luckenwalde, Germany）检测。统计采用Kruskal–Wallis、Dunn/Holm、Fisher和Mann–Whitney检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新发疲劳，抗体浓度经log₂转换，调整年龄、性别和感染后时间，时间用自然立方样条（3个自由度），并以Benjamini–Hochberg假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校正多重检验；另以8种多数参与者可测抗体计算累积阳性评分并行线性回归。M1R、M2R、M5R总体仅n=53。

研究结果如下。

3.1 Patient characteristics：三组在年龄、感染后时间和疲劳评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对照中位年龄36.6岁，既往疲劳组47.6岁，新发疲劳组46.5岁；两个疲劳组均较对照年长，但两疲劳组间无差异。女性在三组均占多数，性别分布无显著差异；新发疲劳组女性平均年龄显著低于男性。感染后中位时间分别为112.5、234.5和358天；新发疲劳组最长。多数参与者在感染后至少90天评估。疲劳评分在既往疲劳组和新发疲劳组显著高于对照（中位15.5和16.0 vs. 2.0）。因此，后续多变量分析纳入年龄、性别和感染后时间作为协变量。

3.2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eurotransmitter receptor autoantibody concentrations between fatigue groups：检测α₁、α_2a、α_2b、α_2c、β₁和β₂肾上腺素能受体（β-adrenergic receptors, β-adr-R）、M1–M5毒蕈碱型乙酰胆碱受体（muscar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s, AChRs）、血管紧张素II 1型受体（AT1R）和内皮素受体A（ETAR）等13种自身抗体。三组间任一抗体水平均无显著差异（Kruskal–Wallis P均≥0.265；FDR校正P=0.933）。α_2b-adr-R在新发疲劳组数值最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1R、M2R、M5R因检测试剂开发较晚，仅在总体n=53的较小子集中分析。

3.3 Autoantibody concentrations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new-onset fatigue after adjustment for covariates：多变量logistic回归调整年龄、性别和感染后时间后，13种抗体均与新发疲劳无显著关联（FDR校正P均≥0.718）。AT1R抗体浓度每增加2倍，新发疲劳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为1.1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72–1.81；P=0.572；FDR校正P=0.718）。其余抗体OR范围为0.34–1.25，所有95% CI均跨越1。

3.4 Autoantibody positivity across groups：超过制造商定义参考值的参与者比例因抗体而异；M3R最高（对照65.8%、既往疲劳41.7%、新发疲劳56.2%），β₂-adr-R为55.3%、45.8%和48.6%，AT1R为23.7%、22.7%和20.1%。新发疲劳组未表现出一致性升高；各抗体组间比较均无显著差异（Fisher检验P均>0.05）。由于所有参与者均既往感染，该研究不能判断SARS-CoV₂感染本身是否与自身抗体浓度升高相关。

3.5 Cumulative autoantibody positivity and fatigue：基于8种多数参与者可测抗体计算累积阳性评分，97名参与者无阳性抗体，26名有1种，25名有2种，56名有≥3种。不同累积阳性类别间疲劳评分无显著差异（Kruskal–Wallis χ²=3.48，df=3，P=0.323）。多变量线性回归调整年龄、性别和感染后时间后，累积抗体阳性与疲劳评分无关（β=0.072，95% CI ?0.268至0.412，P=0.675）；年龄与疲劳评分正相关（β=0.134，95% CI 0.061–0.208，P<0.001），性别无显著关联（β=?0.367，95% CI ?2.361至1.627，P=0.717）。

讨论部分总结：该探索性研究显示，在既往SARS-CoV₂感染者中，针对13种神经递质相关受体的结合型自身抗体浓度在新发疲劳、既往疲劳和无持续疲劳对照间无显著差异；调整年龄、性别和感染后时间后，单个抗体浓度与新发疲劳及疲劳严重程度均无关联；超过参考值的比例和累积抗体阳性亦与疲劳无关。作者指出，参与者中相当比例超过制造商参考值，但不能据此推断感染增加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浓度，因为所有参与者均既往感染且无未感染对照或感染前样本。所用检测为结合试验，不能确定抗体是否激活或抑制受体信号、诱导受体内化或改变受体功能，因此不能排除功能性受体自身抗体在特定临床亚组中的生物学意义。讨论强调post-COVID疲劳和ME/CFS具有多因素性质，疲劳可能源于多个生物系统相互作用而非单一循环因子，未来宜采用整合临床、免疫、代谢、血液、神经和内分泌标志物的多维方法。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全部参与者既往感染、对照单独招募且与疲劳组不完全匹配、残余混杂、未系统获取疫苗接种/再感染/合并症/药物/激素状态、疲劳采用自评问卷而非客观多维功能测试、既往疲劳组样本量较小，以及M1R/M2R/M5R分析样本量少且属探索性。作者还指出目前缺乏诊断post-COVID疲劳的生物标志物，症状归因需谨慎，未来需匹配年龄、性别和感染后时间的对照、纵向研究、功能抗体检测及临床评分体系。

研究结论翻译：在这组SARS-CoV₂感染者中，研究人员未发现证据表明所测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浓度在考虑年龄、性别和感染后时间后与新发post-COVID疲劳或疲劳严重程度相关。同样，抗体阳性和累积阳性与疲劳无关。这些发现不支持将所测受体结合型自身抗体用作post-COVID疲劳的独立生物标志物。然而，这些结果并未阐明这些抗体的功能活性，也不能排除其在特定临床亚组中的效应。仍需进一步研究，将严格临床表型分析与纵向采样和功能抗体检测相结合，以确定特定抗体活性是否参与post-COVID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