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Workplace Behavioral Health》：Navigating work after a workplace fatality: Coworkers’ experiences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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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死亡事件（workplace fatalities）是具有创伤性的事件，可能对同事（coworkers）产生持久的心理影响。本研究探讨了同事在经历创伤性死亡事件后继续工作时的体验。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定性描述研究，对经历过同事死亡的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工作场所死亡事件（workplace fatalities）是具有创伤性的事件，可能对同事（coworkers）产生持久的心理影响。本研究探讨了同事在经历创伤性死亡事件后继续工作时的体验。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定性描述研究，对经历过同事死亡的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研究采用应用主题分析（Applied Thematic Analysis, ATA），并以角色理论（role theory）为指导框架分析数据。研究识别出四个主题：（1）社会和文化角色期望塑造工人对工作场所死亡事件的反应；（2）期望加剧工人的痛苦；（3）同伴支持（peer support）在帮助工人应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工人期望雇主在工作场所死亡事件后积极支持其福祉。这些主题共同揭示了角色期望、组织压力以及同伴和雇主支持质量如何影响同事在工作场所死亡事件后的体验。本研究发现，与男性气质（masculinity）、坚忍（stoicism）和工作自豪感（pride in work）相关的工作场所规范塑造了同事体验和回应工作场所死亡事件的方式。研究发现，重返工作的组织压力和有限支持会加剧创伤并促成再创伤（retraumatisation），而同伴支持在提供连接和理解方面具有价值。研究结果强调需要采取主动的创伤知情方法（trauma-informed approaches），使工作场所在发生致命事件时能够有效应对。关键词：工作场所死亡事件（workplace fatality）；同事（coworkers）；创伤知情方法（trauma-informed approaches）；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同伴支持（peer support）
研究背景：工作场所死亡事件是全球重大议题，每年约360,000人死亡，造成巨大人类、社会和经济成本；在183个国家中，职业伤害占工作相关死亡的五分之一，建筑、运输、制造和农业风险最高。此类事件具有创伤性，但专门聚焦同事的研究有限，而许多同事可能直接暴露于致命事件。已有研究表明，同事可受到显著影响，常作为次级受害者出现情绪和心理伤害，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抑郁、焦虑、适应困难、自杀意念和关系破裂；这些影响会损害职业功能和生产效率，部分工人无法继续原角色，并影响同事关系及工作场所集体安全感；重返死亡现场可成为持续痛苦提醒，加剧恐惧、焦虑和不安。工作场所心理健康已被视为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紧急服务、救援、公共安全和医疗等可预期创伤的职业常有创伤知情支持系统，其他工作场所则较少。即时事后支持包括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和同伴支持项目；PFA以社会支持而非临床支持为主，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其用于创伤事件后；同伴支持由受训同事提供同理和帮助。工作场所死亡事件后，同事仍须在既有行为、责任和工作场所规范期望下继续履行工作角色；角色可能根深蒂固，期望可能与情绪和实际现实不一致，形成组织期望与个人需求之间的张力。角色理论源于社会学，关注角色作为行为模式、社会身份和社会期望，解释人们如何基于角色期望评判自己和他人行为。本研究以角色理论探索社会文化角色期望、工作场所规范和组织压力、同伴和雇主支持如何影响同事反应，目的在于探讨同事在工作场所死亡事件后继续工作的体验。研究发现角色期望、组织压力和同伴/雇主支持质量影响体验；男性气质、坚忍和工作自豪规范塑造反应；返工压力与有限支持加剧创伤和再创伤；同伴支持有价值；研究强调需要主动的创伤知情方法，对推动工作场所人本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技术方法：研究采用定性描述设计（qualitative descriptive study）与半结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通过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在澳大利亚招募≥18岁、经历过同事非故意创伤性工作场所死亡者，排除死亡仍涉法律程序者；样本来自能源、警务、制造、建筑和采矿五个行业组，横跨六个澳大利亚州；12个月内18人完成访谈；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通过Zoom以英语访谈，时长41:00—1:47（均1:08），录音并转写；采用应用主题分析（ATA），以角色理论指导，NVivo 15.2.2管理编码；获Monash University Huma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批准（编号40930）。
研究结果：18人参与，多数为男性（n=16）。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应用主题分析识别出四个主题。主题1：社会和文化角色期望塑造工人对工作场所死亡事件的反应方式。通过访谈分析得出，男性参与者常将谈情绪或求助视为软弱，自我要求情绪坚强并抑制求助；坚忍和情绪克制被视为代际期望；工作自豪和强职业道德构成身份核心，使其难以优先自身需求，产生工作承诺与情绪痛苦、疲惫的内心冲突；年长工人常因责任和忠诚优先雇主需求。主题2：期望加剧痛苦。通过访谈分析得出，参与者感到无论准备与否都被迫返工，认为雇主缺乏同情、同理和关怀，淡化事件情绪影响；组织生产力与个人准备度冲突；返工痛苦并再创伤，出现焦虑、闪回、惊恐，工作场所成为持续触发点；要求在同一区域或吸烟休息室返工被视为不敏感。主题3：同伴支持在帮助工人应对中的重要性。通过访谈分析得出，非正式同伴支持是保护因素，同事互相陪伴、社交聚会、传递安全帽等仪式带来连接、归属和理解，帮助处理事件并强化关系。主题4：工人期望雇主在工作场所死亡事件后积极支持其福祉。通过访谈分析得出，参与者需要雇主高质量沟通和透明更新安全整改；缺乏沟通引发愤怒；雇主一些做法缺乏同理和适当照护；支持不足；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常为唯一支持但被批评为程序化、不充分、缺乏创伤咨询；少数获得高层或业主有意义支持；参与者期望主动规划、培训和人本创伤知情方法。总体发现工人需求与支持之间存在差距。
讨论总结：角色理论贯穿解释：工作角色期望使工人在未情绪准备好时返工，加剧痛苦；同伴非正式承担支持角色；雇主未满足员工对其关怀、领导和支持的期望，增加痛苦。工作不仅提供收入，也塑造身份、意义和归属；男性气质规范与求助污名相关，可能强化工作角色期望；两名女性未报告这些期望；代际期望影响求助；病患角色（sick role）概念可解释工人不愿承认需要支持或离岗；雇主应识别痛苦并允许离岗。返工至同一地点可致再创伤；非正式同伴支持与较低创伤性应激相关；PFA可由支持团队提供；非创伤暴露组织常不了解PFA和同伴支持；EAP常利用不足且被边缘化，可扩展至系统层面政策、实践和程序；需要减少污名、支持关系、心理准备训练、管理者识别痛苦和转介服务。局限包括多数为男性、仅五行业、均为英语参与者、未收集年龄/就业类型/职务、访谈指南预先提供、参与者可能更深受影响。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表明，社会和文化角色期望，尤其是围绕男性气质（masculinity）、坚忍（stoicism）和工作自豪感（pride in work）的期望，强烈影响同事在工作场所死亡事件（workplace fatality）后体验工作的方式。与角色理论（role theory）一致，研究结果表明，附着于工作角色的期望，加上雇主重返工作的压力以及缺乏有意义的支持，可能加剧创伤并促成再创伤（retraumatisation）。相反，当工人承担非正式同伴支持（informal peer support）角色时，这种支持尤其有价值，创造了强烈而持久的连接感，并强化了他们并非孤立面对这些体验的感觉。研究结果强调，雇主需要认识到同事在工作场所死亡事件后需要适当支持，并且提供这种支持是其角色的核心。应将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以人为中心（human-centered）的方法嵌入组织实践，以确保工作场所在发生死亡事件时做好准备并有效应对。非正式同伴支持和正式照护系统（formal systems of care）对于满足工人需求都很重要，并应在工作场所中优先考虑。未来研究应使用更大、更多样化的样本，进一步考察角色期望如何塑造工人在工作场所死亡事件后的反应，以及这些期望如何在性别、代际和更广泛职业背景中变化。还需要研究评估组织反应和支持方法在满足同事需求方面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