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Use of anabolic androgenic steroids in a Swedish forensic population: Associations with substance use and criminal convictions
编辑推荐：
在因疑似兴奋剂犯罪接受调查的男性中，雄激素合成代谢类固醇（anabolic androgenic steroids, AAS）的检出率为35%。睾酮（testosterone）是最常检出的AAS。53.4%的病例中检出两种或以上不同的AAS。50%的AAS使用
在因疑似兴奋剂犯罪接受调查的男性中，雄激素合成代谢类固醇（anabolic androgenic steroids, AAS）的检出率为35%。睾酮（testosterone）是最常检出的AAS。53.4%的病例中检出两种或以上不同的AAS。50%的AAS使用者合并药物使用。42%的AAS使用者有监禁史。
由Felicia Ahlner、Anna K. J?nsson、Yvonne Lood和Maria D. Chermá开展的研究关注瑞典法医毒理学背景下AAS使用及其与物质使用、刑事定罪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关联。AAS是一组包括内源性睾酮及其合成衍生物的激素。既往研究显示，AAS非医疗使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般人群中日益普遍，全球终生患病率约为3.3%，男性约为6.4%，且约98%的使用者为男性。AAS使用与易怒、攻击性和暴力行为等精神行为不良反应相关，但其与犯罪行为的关联在不同研究中并不一致；同时，AAS使用者常合并其他非法和/或合法物质使用，而AAS是否为其他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门户或反之，证据仍不确定。既有文献多基于健身房人群和运动员，法医背景下AAS使用与刑事定罪、物质使用及社会经济因素共现的研究较少。因此，研究人员旨在提供瑞典因疑似兴奋剂犯罪接受法医毒理学评估人群中AAS使用的最新患病率，并探索刑事定罪、物质使用和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研究结论提示，该法医背景下AAS使用与更多监禁判决相关，尤其与药物犯罪相关，并常伴随其他物质使用，属于更广泛风险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具有重要公共卫生和法医毒理学意义。
关键技术方法概括（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开展全国性描述性横断面研究，数据来源于瑞典国家法医委员会法医毒理学数据库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15—65岁因疑似兴奋剂犯罪接受检测的男性，纳入10143人，其中AAS-pos组3548人、AAS-neg组6595人，并按年龄、性别和年份以1:5匹配对照17744人。AAS及常规物质采用气相色谱-质谱（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和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liquid chromatography-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LC-QTOF-MS）检测；外源性睾酮采用尿睾酮/表睾酮（testosterone/epitestosterone, T/E）比值≥12且睾酮/黄体生成素（testosterone/luteinizing hormone, T/LH）比值≥400 nmol/U评估；并与瑞典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及Statistics Sweden的LISA登记数据链接。统计采用SPSS，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及Holm–Bonferroni校正。
3.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opulation（研究人群特征）：通过全国法医毒理学数据库和登记数据分析，10143名男性中3548人（35%）为AAS-pos，6595人（65%）为AAS-neg；三组社会人口学特征总体高度一致，多数出生自瑞典、独居并具有中低教育水平和收入。AAS-pos组索引日期年龄中位数显著高于AAS-neg组（27岁，IQR 23—33 vs 25岁，IQR 21—31；p<0.001），AAS-pos组多数为21—30岁，而AAS-neg组多数为15—25岁。两年随访中，78.7%的AAS-pos个体仅单次因兴奋剂犯罪调查并AAS阳性，14.3%有超过一次再逮捕且AAS阳性，AAS-pos个体再逮捕中位数为2.0次（IQR 1.0—3.0）。
3.2. Anabolic androgenic steroids（AAS）：通过AAS毒理学分析，睾酮最常见（56.7%，n=2011），其次为南诺龙（nandrolone，40.4%，n=1435）；AAS-pos组共检出6913种不同AAS化合物。53.4%（n=1870）的AAS使用者同时使用两种或以上不同AAS，单种AAS为46.6%，两种为27.9%，三种为14.8%，同一人最多检出10种AAS。尿睾酮浓度中位数为350 ng/mL（IQR 147—760 ng/mL），T/E比值中位数为47（IQR 30—79），最大值为260；部分代谢物甚至原形类固醇浓度超过定量上限，提示AAS高剂量使用。
3.3. Substance use（物质使用）：通过毒理学筛查和确认分析，1782名（50.2%）AAS-pos个体检出其他非法和/或合法物质；其中59.1%检出一种额外物质，39.1%检出2—5种额外物质，单人最多检出9种额外物质（n=2）。大麻在所有组中最常见，但对照组大麻检出率（43.2%，n=7666）显著高于AAS-pos组（30.6%，n=1085；p<0.001）。AAS-pos组安非他命、苯二氮?类、可卡因和丁丙诺啡检出率显著高于AAS-neg组和对照组（均p≤0.05）；曲马多在AAS-pos组（3.4%，n=121）显著高于对照组（2.6%，n=464），但与AAS-neg组无显著差异。乙醇在AAS-pos组为1.1%、AAS-neg组为5.9%、对照组为10.7%。苯二氮?类等物质因确认分析优先级影响，部分筛查阳性未进入确认，可能导致使用比例被低估。
3.4. Criminal convictions（刑事定罪）：通过链接瑞典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登记数据，42.3%（n=1502）的AAS-pos个体在2010—2022年有导致监禁判决的刑事定罪，对应3706项犯罪，显著高于AAS-neg组（39.2%，n=2586；p=0.010）和对照组（22.0%，n=3898；p<0.001）。AAS-pos组犯罪数中位数（2.0，IQR 1.0—3.0）高于AAS-neg组（1.0，IQR 1.0—3.0）和对照组（1.0，IQR 1.0—2.0；p<0.001）。两次及以上监禁判决在AAS-pos组为54.6%（n=820），高于AAS-neg组（48.8%，n=1261；p<0.001）和对照组（39.0%，n=1520；p<0.001）。终身监禁在AAS-pos组为0.2%（n=6）、AAS-neg组为0.5%（n=31）、对照组为0.1%（n=10），差异均无统计学显著性。药物犯罪在AAS-pos组（22.3%）与AAS-neg组（14.2%）间差异最大（p<0.001）；暴力犯罪在AAS-pos组为21.4%，低于AAS-neg组24.4%（p=0.006），但高于对照组9.0%（p<0.001）；武器犯罪在AAS-pos组为7.4%、AAS-neg组为5.5%、对照组为1.8%；财产犯罪在AAS-pos组为6.6%，高于对照组3.8%，但与AAS-neg组无显著差异。多种犯罪组合在AAS-pos组为17.9%（n=636），高于AAS-neg组14.4%（n=951；p<0.001）和对照组5.8%（n=1024；p<0.001）。监禁刑期中位数在AAS-pos组为665天（IQR 255—1450），显著高于对照组270天（IQR 60—730；p<0.001），与AAS-neg组730天（IQR 240—1485）无显著差异。AAS-pos组中被判监禁者64.2%（n=964）至少检出一种额外物质，其中56.1%涉及药物犯罪、51.0%涉及暴力犯罪、20.1%涉及武器犯罪、18.4%涉及财产犯罪、29.1%涉及其他犯罪。
讨论部分总结：该研究为少数基于生物样本毒理学分析、在法医背景下开展的全国性AAS研究。AAS检出率为35%，与既往采用相同法医方法学的研究（31.5%）相比保持稳定；睾酮和南诺龙是最常检出的物质。AAS-pos个体相比AAS-neg个体和对照组更常有刑事定罪和监禁判决，但AAS-pos与AAS-neg之间差异较小，与对照组差异更明显。研究强调AAS使用与犯罪性的关系复杂，可能受多种交互因素影响，横断面设计不能进行因果推断。睾酮成为最常见AAS，与既往南诺龙最常见不同，并与瑞典海关查获数据及睾酮处方增加趋势一致。法医背景下外源性睾酮检测受内源性产生限制，单次样本难以采用运动员生物护照（Athlete Biological Passport, ABP）等策略。尿睾酮浓度高于既往报道的内源性水平，提示使用剂量远高于治疗剂量；约一半AAS-pos个体同时使用两种或以上AAS，即“stacking”。合并物质使用广泛，大麻最常见，苯二氮?类、安非他命、可卡因和丁丙诺啡在AAS-pos组更常见；苯二氮?类确认优先级靠后可能导致低估，其使用可能与攻击行为相关。AAS-pos组年龄较大，支持AAS使用常晚于其他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其收入和教育水平低于同期瑞典一般男性人群，与既往瑞典AAS使用者特征一致。方法学优势包括全国性设计、13年覆盖、大样本、生物样本客观检测及登记数据链接；局限包括大样本使小幅绝对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法医选择样本外推受限、警方检测决定和检测时点可能引入选择偏倚、AAS-neg个体检测窗口外使用可能导致错分、并非所有筛查阳性均确认、合并物质使用限制归因、横断面设计不能推断因果、对照未检测AAS可能存在暴露错分及纳入路径差异。尽管如此，AAS-pos与对照组差异显著，真实差异可能被低估。
研究结论翻译：与既往采用相同法医方法学的瑞典研究（1999—2009）相比，AAS使用似乎保持稳定水平，提示随时间具有一致性。在因疑似兴奋剂犯罪接受调查的瑞典法医人群中，睾酮是最常检出的AAS，但多数AAS-pos个体同时使用两种或以上不同AAS。AAS使用以合并非法和/或合法药物使用为特征，尿液浓度提示AAS高剂量使用。AAS使用与更多导致监禁判决的刑事定罪相关，尤其是药物犯罪。与对照相比，AAS-pos个体中监禁判决更常见；与AAS-neg个体相比，药物和武器犯罪也更常见。AAS使用者与瑞典一般男性人群相比更常有较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总体而言，这些发现提示该法医背景下的AAS使用是以物质使用和刑事卷入增加为特征的更广泛风险行为模式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