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食障碍检查问卷在南亚裔美国女性中的心理测量学评估

《Eating Behaviors》：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Eating Disorder Examination-Questionnaire for South Asian American Women (EDE-Q-SAAW)

　　

**摘要**

南亚人（SAs）尽管经历进食障碍（EDs）的比例与白人相当，但在进食障碍文献中长期缺席。由于缺乏针对南亚人群进食障碍表现具有心理测量学效度的测量工具，当前进食障碍的患病率估计普遍偏低。本研究评估了进食障碍检查问卷（EDE-Q）南亚文化改编版对南亚裔美国女性的心理测量学效度。研究检验了修改后测量工具的因子结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和构念效度。参与者（N = 212）为南亚裔跨性别女性（平均年龄 = 23.8 岁，标准差 = 4.2 岁），主要出生于美国（70.3%）。大多数参与者自认为为第二代移民（71.2%）。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了四因子模型：外观不满与克制、健康理想、宗教斋戒和饮食社会压力。新测量工具——EDE-Q-南亚裔美国女性版（EDE-Q-SAAW）包含 40 个项目（31 个等级评定项和 9 个行为频率项）。EDE-Q-SAAW 与其他进食障碍测量工具表现出良好的聚合效度，与抑郁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与喂养量表表现出部分区分效度。EDE-Q-SAAW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得分，并在根据具体项目表现出一周后部分的重测信度。EDE-Q-SAAW 在筛查南亚裔美国女性的进食障碍方面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该工具是确定南亚人群进食障碍真实患病率的准确估计以及推进进食障碍评估与治疗中健康公平的重要一步。

**引言**

南亚人（SAs），即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个体，约占全球人口的 25%，但在进食障碍（EDs）文献中长期被忽视（Goel 等, 2021; Vaidyanathan & Menon, 2024）。有限的现有数据表明：南亚人对进食障碍具有易感性（Sagar 等, 2020）；他们的进食障碍体验可能包含非典型症状/表现（例如，非脂肪恐惧型神经性厌食；Tareen 等, 2005），并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Goel 等, 2021）。

因此，与其他族裔群体相比，南亚人群的进食障碍长期处于治疗不足和研究不足的状态（Abbas 等, 2010; Goel 等, 2023; Yu 等, 2019）。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更大问题的症状——即南亚人群在实证研究中通常未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进行评估，而是被归入更宽泛的"亚裔"类别中（Goel, Wang 等, 2026b）。然而，将来自被宽泛标记为"亚裔"的参与者的研究结果进行推广，会无意中掩盖不同亚洲亚群体在文化语境以及与进食心理病理学相关的关键因素方面存在的独特差异，其中包括南亚人群（Goel, Wang 等, 2026b）。

阻碍南亚人群进食障碍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涉及该群体的进食障碍研究使用了在白人群体和西方化样本中验证的测量工具。未经修改地使用这些工具存在令人担忧之处。此外，虽然一些针对南亚人群的研究评估了暴食行为，但大多数并未使用专门评估不存在补偿行为（如催吐或节食限制）背景下的暴食行为的测量工具（Vaidyanathan & Menon, 2024）。因此，需要一种更全面的测量工具，能够涵盖暴食行为——无论在神经性贪食症症状的语境中还是在非语境中——以评估南亚样本中进食心理病理学的完整范围。此外，一些进食障碍测量工具对边缘化种族/族裔群体的进食障碍心理病理学敏感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最初是为检测白人和欧洲女性中常见的进食障碍表现而设计的（Burke 等, 2017; Solmi 等, 2015）。例如，研究人员始终发现，与白人同龄人相比，进食障碍检查问卷（EDE-Q; Fairburn, 2008）在少数族裔种族/族裔背景个体样本中的运作方式存在偏差。例如，Kelly 等（2012）发现，与白人女性相比，EDE-Q 的临床界值分数对黑人女性进食障碍行为的预测能力较弱。这可能是因为原始题目没有考虑黑人女性在体重/体形理想以及其他影响进食障碍心理病理学的文化因素方面存在的差异。类似地，Serier 等（2018）确定，某些对应于克制量表的题目对于拉丁裔女性来说不如对非拉丁裔白人女性那样相关，这可能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对克制的概念理解和动机差异（Marques 等, 2011; Perez & Warren, 2013）。鉴于这些担忧，在使用 EDE-Q 和其他进食障碍测量工具评估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时，如果未先对其进行文化适应以考虑食物和身体形象方面的文化特定因素和规范，可能会掩盖进食障碍患病率、表现和特征方面的重要差异。

最后，虽然研究人员已将测量工具翻译为南亚人使用的语言（例如阿拉伯语, Nasser, 1986; 印地语和旁遮普语; King & Bhugra, 1989），但进食态度量表（EAT; Garner & Garfinkel, 1979; Garner 等, 1983）的研究表明，南亚参与者经常误解某些涉及卡路里、"食物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你的生活"以及参与者是否"享受尝试新的美食"的题目（Bhugra & King, 1988; Choudry & Mumford, 1992）。因此，尽管这些测量工具在语言上经过了翻译，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文化适应，它们也没有包含能捕捉南亚进食和外表相关规范、概念和例子的题目，例如肤色歧视、饮食相关的社会压力以及"健康理想"（Goel 等, 2021, Goel 等, 2023）。翻译而不进行文化适应可能会无意中影响测量工具's效度（Beaton 等, 2000），从而阻碍对特定群体进食障碍的理解（Chen, 2008）。

对南亚人群进行进食障碍测量工具的文化适应尤为重要，因为，尽管研究有限，目前关于美国南亚人进食障碍的不到 10 篇同行评审文章的综合发现表明，与美国居住同辈相比，该亚群体存在独特的文化关切。这些包括因居住在与主流种族群体不同的国家而产生的矛盾审美理想以及种族主义问题（Goel 等, 2021, Goel 等, 2023; Yu 等, 2019）。具体而言，在一项近期的定性研究中，年轻的南亚裔美国女性描述了调和美国文化相关的审美规范（例如更丰满的体形、较深的肤色、染发的头发）与更传统的南亚审美规范（例如以欧洲为中心的理想、较瘦的体型、较浅的肤色、"处女般"的黑发、无体毛）的困难。为了应对这种分裂，女性们描述了在文化身份上进行切换的行为，例如在学校时更多地融入白人美国文化，而在家里或其他社区成员面前回归更传统的南亚审美标准（Goel 等, 2021, Goel 等, 2023）。在同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还报告了与医疗服务提供者频繁发生的负面经历，后者要么否定或质疑她们的症状表现，原因正是她们作为女性和有色人种的交叉边缘化身份（Goel 等, 2023）。这些女性表达了对医疗和歧视性不当对待的恐惧，原因在于她们被种族化为南亚人而非白人，并注意到，由于健康促进活动中南亚人的代表性有限，医疗服务提供者可能不会主动筛查她们所在社区的进食障碍（Goel 等, 2023）。为改善进食障碍评估、识别以及解决长期存在的健康差距，设计一个心理测量学上有效且可靠的适用于南亚裔美国女性的工具至关重要。

进食障碍从业者和研究者最常使用的评估工具之一是 EDE-Q；它被称为进食障碍的"金标准"测量工具（Peterson & Mitchell, 2005; Towne 等, 2017）。该 28 项自评工具评估进食障碍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特征，与 DSM-5 标准相一致。EDE-Q 源自临床访谈工具——进食障碍检查（Cooper & Fairburn, 1987）。原始 EDE-Q 因子结构包含四个对应于核心进食障碍心理病理学的因子：克制、饮食关注、体重关注和体形关注（Fairburn & Beglin, 1994）。该因子结构是基于对经历进食障碍的白人和西方女性的临床访谈以及进食障碍病因模型开发的，而非通过测量设计过程进行实证检验的（Fairburn 等, 1993）。大量研究发现原始因子结构的支持有限；特别是，体重关注和体形关注通常被发现有高度相关性，并通常映射到单一构念上（Jenkins & Rienecke, 2022; Rand-Giovannetti 等, 2020）。尽管如此，根据 EDE-Q 的原始评分标准，该测量工具产生四个分维度分数和一个总分，以表明进食障碍的严重程度和存在的可能性。EDE-Q 在临床、非临床和社区样本中均表现出充分的构念效度、效标效度、时间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Berg 等, 2012）。

鉴于其普遍性、受欢迎程度、心理测量学支持以及免费提供，EDE-Q 已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非西方国家样本中进行了测试，并针对各类人群进行了评估（例如 Contreras-Valdez 等, 2022; Habashy 等, 2023）。鉴于其广泛应用，在本研究的第一阶段，我们对 EDE-Q 进行了文化适应以增强其对美国南亚裔女性的适用性（Goel, Kaur 等, 2026a）。具有和没有进食障碍亲身经历经验的南亚裔美国参与者在以下领域提供了关于 EDE-Q 总体及每个具体项目的反馈：语言、文化相关性和评分量表。研究专家也对改编版 EDE-Q 的不同版本进行了评审，评估其文化相关性和对进食障碍心理病理学的评估能力。一些题目被修改以包含对文化食物/实践和/或以南亚语言书写的例子的引用；另一些题目被新增以评估文化特定的身体形象压力，例如肤色歧视、宗教斋戒和"健康理想"（即参与者在先前的研究中用来描述拥有丰满体形的女性，她们描述为向他人表明自己在照顾自己；例如 Goel 等, 2021）。该修改后的测量工具，以下简称 EDE-Q-南亚裔美国女性版（EDE-Q-SAAW），包含 53 个等级评定项，其中包含 9 个行为频率问题。关于对 EDE-Q 所做所有变更的详细审查，请参阅 Goel, Kaur 等, 2026a。

本文呈现了该研究第二阶段的发现，该阶段评估了修改后测量工具的因子结构和心理测量学属性。具体而言，我们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以识别修改后测量工具的新因子结构。确定采用 EFA 方法是因为当前研究的探索性质；具体而言，关于某些项目和构念对南亚裔美国女性适用性的了解甚少。EFA 可以计算最适合数据的模型，而不受关于特定项目可能如何聚类的先验概念的影响。因此，EFA 非常适合量表精炼（DeVellis, 2017; Meyers 等, 2017）。此外，当前研究还评估了该测量工具的构念效度、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旨在建立 EDE-Q-SAAW 作为评估和识别南亚裔美国女性进食障碍症状的心理测量学上有效且可靠的工具。

**参与者**

参与者自认为为跨性别女性，年龄 18–30 岁，南亚裔后代（至少一位父母或祖父母出生于印度次大陆），在美国居住 ≥3 年。我们关注这个年龄段有两个实践和实证原因。首先，这与提供定性数据以指导当前研究的参与者年龄段相同（例如 Goel 等, 2021, Goel 等, 2023）。其次，处于新兴成年期的女性……

**参与者特征**

总样本在排除一名数据缺失者后包含 212 名参与者。人口学统计信息见表 1。

**因子结构**

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研究团队将 EDE-Q-SAAW 中的体重和体形题目分离，因为参与者表示他们将这两个概念视为不同的（Goel, Kaur 等, 2026a）。然而，所有 20 对体重和体形题目均高度相关（rs = 0.76–0.95）。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比较体重和体形的题目之间没有差异……

**因子结构**

本研究评估了 EDE-Q 文化改编版对南亚裔美国女性的效度。EFA 支持四因子解，几乎所有原始 EDE-Q 题目都聚合在"外观不满与克制"因子上；其余题目分布在另外三个因子上：健康理想、宗教斋戒和饮食社会压力。

**结论**

现有的进食障碍评估工具无法充分捕捉南亚裔美国女性进食障碍表现中的文化细微差别。本研究对进食障碍测量工具 EDE-Q-SAAW 进行了心理测量学评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该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在临床环境中使用此测量工具，可以为这一服务不足群体中进食障碍（EDs）的患病率提供更准确的估计，并增进对进食障碍的性质、表现及文化差异的理解。

CRediT 作者贡献声明
Neha J. Goel：写作 – 审阅与编辑、写作 – 初稿、资源、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构思。
Jared W. Keeley：写作 – 审阅与编辑、监督、形式分析。
Brahmpreet Kaur：写作 – 审阅与编辑、项目管理、数据整理。
Suzanne E. Mazzeo：写作 – 审阅与编辑、写作 – 初稿、监督、资源、方法论、调查、资金

未引用参考文献
Iyer and Haslam, 2003
Mumford et al., 1992
Negi et al., 2022
Stice et al., 2000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没有需要披露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她作为《进食行为》(Eating Behaviors) 期刊编辑的身份，Suzanne E. Mazzeo 博士未参与本文章的同行评审，且无法获取有关其同行评审的信息。本文编辑工作的全部责任已委托给另一位期刊编辑。此外，鉴于她作为《进食行为》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身份，Neha J. Goel 博士未参与本文章的同行评审，且

Neha J. Goel|Jared W. Keeley|Brahmpreet Kaur|Suzanne E. Mazzeo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