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Explor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local green co-creation: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a Global North-Global South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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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展了一个关于绿色共创协作治理的微观基础视角。论文表明，关系机制的多重配置能够促成绿色共创。论文挑战了绿色共创在全球北方和南方需要不同治理条件的观点。论文展示了共创如何带来即时的环境效益和长期的社会技术变革。研究探讨了扩展本地治理的利基如何加速到2030
本研究发展了一个关于绿色共创协作治理的微观基础视角。论文表明，关系机制的多重配置能够促成绿色共创。论文挑战了绿色共创在全球北方和南方需要不同治理条件的观点。论文展示了共创如何带来即时的环境效益和长期的社会技术变革。研究探讨了扩展本地治理的利基如何加速到2030年及以后的可持续转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迫切需要推动可持续发展转型。政府监管和市场动力固然重要，但创新的公共解决方案往往通过公私行为者（包括政治家、公务员、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共同设计和实施联合绿色解决方案的协作过程（即“绿色共创”）而产生。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协作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条件，而较少考察协作在实践中如何运作的微观层面机制，特别是行为者如何互动、建立共享理解、发展信任和协调集体行动的过程动态。这一空白在全球北方与南方差异的背景下尤为突出：既有文献常假设不同的制度能力、治理传统和资源可得性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成功协作路径，但尚不清楚这些差异反映的是不同的底层机制，还是共享微观过程的差异化配置。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为填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采用微观基础视角，聚焦于支撑协作过程的互动与关系机制。基于Torfing等人（2024）关于促进地方绿色共创的16项治理因素的理论框架，研究人员识别出五个核心机制：正式化参与渠道、混合融资、利益相关者相互依赖、信任与冲突调解、以及促进型领导力，并将其概念化为有效绿色共创的微观基础。研究旨在探究这些机制单独或组合能否导致成功的绿色共创，并检验其配置在全球北方与南方情境下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人员使用了来自GOGREEN项目开放获取数据库的29个地方绿色共创案例，覆盖全球六大洲及能源、社区发展、农业、生态保护、废弃物循环等多个干预领域。研究方法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分别在全部29个案例、全球北方子样本（15例）和全球南方子样本（14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标准化研究协议下的案例报告，包含访谈、文件、观察和调查等多种来源，并通过双盲审稿确保编码可靠性。
三、研究结果
7.1 探索绿色共创的微观基础
针对全部29个案例的必要性分析显示，没有任何单个条件（无论是存在与否）是成功绿色共创的必要条件。充分性分析揭示了四条等效的配置路径，共同解释了86%的成功案例（解一致性0.873）。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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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1：促进型领导力、信任与冲突调解、相互依赖澄清的组合足以成功，此时正式参与渠道和混合融资的存在与否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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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2和3：呈现更混合的形态，正式参与渠道或混合融资与行为者互动的条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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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4：正式参与渠道和混合融资与促进型领导力结合，即使缺乏信任建设措施也能成功，这可能是由于正式机制提供了明确的规则和责任保障。
7.2 挑战全球北方-南方划分？
全球北方子样本的必要性分析未发现任何必要条件。充分性分析揭示了两条成功路径（解覆盖率0.72，一致性0.80）。
全球南方子样本的必要性分析显示，促进型领导力（LEAD）是一个必要条件（一致性0.93）。充分性分析也揭示了两条成功路径（解覆盖率0.715，一致性近1.00）。
跨群体比较发现，两个子样本共享一条相同的配置路径（配置2）：正式参与渠道、混合融资、相互依赖澄清与促进型领导力的组合，而信任与冲突调解在此路径中不发挥核心作用。这一共同路径的存在挑战了全球北方与南方在绿色共创治理条件上必然存在根本差异的观点。然而，研究也指出，尽管配置相同，背后的动机可能不同：北方（如丹麦、荷兰）常受益于成熟的协作制度和环保文化，而南方则更多由应对水获取等紧迫日常需求驱动。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有三项主要贡献：第一，将协作治理研究的焦点从结构性条件转向解释协作如何在实践中有效的微观基础机制；第二，通过解构共创产生创新绿色解决方案的过程动态，推进了绿色转型研究；第三，通过展示成功共创可能依赖于共享的微观基础组合而非完全不同的条件，为全球南北辩论提供了新见解。
研究结论强调：成功的地方绿色共创并非简单汇聚利益相关者或提供资金就能实现，而是取决于互补的微观基础机制——使行为者能够建立信任、认识相互依赖、通过正式渠道参与、受益于促进型领导力并动员适当财务支持的机制。不存在单一的普适蓝图，政策制定者应注重培育适合本地治理特征的机制组合。对于国际政策与发展实践，能力建设应更侧重于加强支撑有效协作的关系能力，而非简单移植制度模式。研究同时承认其局限性：案例非随机选择、样本量有限（尤其丹麦等国过度代表）、全球南北分类过于粗放，未来需更大规模、更精细化的研究加以验证和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