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性切除仍然是肝门部胆道肿瘤(BTC)唯一具有潜在治愈可能性的治疗手段,包括肝门部胆管癌(PHCC)和累及肝门的特定类型胆囊癌(GbC)1, 2, 3。然而,实现根治性切除通常需要高度侵入性的手术,如联合胆管切除的肝三叶切除术,且常需联合血管切除与重建或胰十二指肠切除联合肝切除术。这些手术具有较高的围手术期风险,且即使采取积极手术,长期肿瘤学预后仍令人不满意4, 5, 6, 7, 8, 9, 10, 11。
尽管辅助化疗已被越来越多地纳入术后管理,但许多肝门部BTC患者由于术后并发症、恢复延迟或体力状况恶化,未能充分受益于术后全身治疗12, 13。这些局限性为探索术前策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以期更早、更可靠地实施全身治疗,并提高完成多学科治疗的可能性。
随着晚期BTC全身治疗的发展,这一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日益凸显。在吉西他滨联合顺铂被确立为一线治疗方案之后,吉西他滨、顺铂联合S-1显示出改善的疗效,而在不可切除性疾病中加入度伐利尤单抗或帕博利珠单抗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一步改善了预后14, 15, 16, 17。这些进展引发了将更有效的全身治疗方案在术前应用于肿瘤学高危患者的兴趣。然而,肝门部BTC的影像学反应评估尤为困难。大多数患者因梗阻性黄疸需要胆道引流,留置支架和引流相关的炎症可能掩盖肿瘤边界并干扰对局部肿瘤范围的评估。因此,基于大小的标准如RECIST可能无法充分反映术前治疗的生物学效应。
在乳腺癌、结直肠肝转移、胰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中,术前治疗的病理反应已被报道作为长期预后的替代标志物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相比之下,在BTC中,病理反应很少被系统评估,尚未建立疾病特异性分级系统,其与生存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知,尤其是对于发生在或累及肝门的肿瘤[28]。因此,尚不清楚组织病理学反应是否能在肝门部BTC中提供超越传统影像学评估的具有临床意义的预后信息。本研究因此旨在调查组织病理学反应是否与生存相关,以及其在接受根治性手术的局部晚期肝门部BTC患者中是否提供了超越RECIST的预后区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