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此循环中”：一项探讨住房服务官僚化互动对吸毒无家可归者影响的定性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Stuck in this loop": A qualitative study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housing services bureaucracy interactions on 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who use drugs

　　

摘要

在美国，经历无家可归者（PEH）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一方面是因为面向低收入租房者的经济适用房存量日益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主导的增加住房存量和提供补贴住房的努力进展滞后。面对无家可归者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持续的毒品过量使用危机，各类社区、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以各种父权式（paternalistic）和惩罚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这些受国家控制的、以及公共和私营非营利性质的社会服务官僚机构——它们卷入贫困治理——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也越来越无力提供快速、高质量的援助。本研究考察了洛杉矶县（LAC）中与这些系统互动的经历对使用毒品的无家可归者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于2021年2月至2023年3月间，对洛杉矶县四个无家可归者营地进行了民族志参与式观察。此外，从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还对30位使用毒品的无家可归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描述了与住房和社会服务个案管理人员及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和相关非营利组织之间深度紧张的互动。他们表示，对看似官僚化的不可预测性、相互矛盾且僵化的时间安排，以及对其困境的 perceived（感知到的）虐待和指责感到持续沮丧。这些互动对受访者及观察对象产生的累积效应是削弱其本体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即社会与物质的恒常性、日常生活的稳定性以及对所处环境的信任——使他们感到困顿，对其住房轨迹的控制力十分有限。这些后果——沮丧、受到不当对待、以及心理和物质层面的不安全——存在于一个充斥着资金不足、员工倦怠与高流失率、以及国家未能充分配置资源和监督机构的公共服务环境之中。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服务提供方式的结构性变革是必要的，以减少工作人员流失、提供社会稳定性，并为使用毒品的无家可归者提供自主权、尊重和灵活性，从而增强其本体安全感，防止进一步伤害。

引言

贫困和慢性无家可归是当今美国最显见的两大社会问题。无家可归者人口的持续增长部分源于系统性的政府失职，即未能解决导致贫困的结构性驱动因素（Cleveland, 2020; Royce, 2022）。当代无家可归的状况具有深刻的去稳定化特征，充斥着物质匮乏（Goldshear et al., 2025; Herring et al., 2020）。随着美国无家可归现象日益凸显且状况恶化，城市中心扩大了管理和治理这一人口的方式（Hennigan, 2017; Herring, 2019）。

社会学家通常将城市贫困治理描述为大致呈现父权式或惩罚性两种取向（Schram et al., 2010; Wacquant, 2009）。父权式方法试图改变贫困者的行为，通常通过采用极端个人审查、激励和胁迫等手段来产生顺从，而不诉诸正式的法律惩罚（Collins & Mayer, 2010; Hennigan, 2017; Schram et al., 2010）。自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RWORA）签署以来，这一点在美国尤为突出，该法案对《临时救助家庭计划》（TANF）派生资金的领取者实行了工作要求、严格的时间限制和频繁的隐私侵犯（Schram et al., 2010）。该法案还允许对不遵守由领取者签署的"个人责任计划"的行为实施经济制裁，该计划概述了必须参与的就业寻找、就业、教育及其他允许活动的要求。父权式治理还体现在向穷人提供社会与医疗援助的组织中，包括庇护所、药物治疗中心和"毒品法庭"——在这些场所中，工作人员使用"越轨"话语来塑造客户行为（Lyon-Callo, 2008; Stuart, 2016）。

另一方面，惩罚性治理更多聚焦于通过惩教手段控制边缘化群体，包括警察监控（Clarke et al., 2021）、不成比例地影响穷人的罚款（Mogk et al., 2020）、强制收治进行药物治疗（Chau et al., 2021）、对无家可归者进行有组织的个体和营地层面的驱散（Goldshear et al., 2023; Gordon & Byron, 2021）、频繁的车辆拖车和扣押（Uranga & Vives, 2022），以及毒品法律在种族和地理上的不成比例执行（Lynch et al., 2013）。有计划的街头"清理"或"清扫"（近期文献中也称为强制驱散）是美国许多大城市现在采用的惩罚性治理的一个方面，迫使无家可归者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否则就有被逮捕或罚款的风险，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失去随身物品和必需品（Barocas et al., 2023; Chiang et al., 2022; Chung et al., 2026; Goldshear et al., 2023; Goldshear, Reuter, et al., 2025; Herring, 2019）。父权式和惩罚性治理可能混合、重叠、协同运作，或实际上难以区分（DiMario, 2022; Whetstone & Gowan, 2017）。在强制驱散的情况下，两种过程都清晰可见；父权式动机可能是鼓励无家可归者减少杂物、储存物品或搬入庇护所，但大规模没收财产和强制搬迁被体验为粗暴的惩罚（Goldshear et al., 2023）。

多项针对无家可归者——尤其是使用毒品者——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些治理体系即使在美国运作最为全面的那些州，也进一步加深了使用者的不稳定性（DiMario, 2022; Fleming et al., 2023; Kerman et al., 2024; López, 2020）。各项服务相互割裂，货币资源被严格配给和分配，名义上相互关联的组织之间的政策可能相互矛盾（Comfort et al., 2015）。获得援助往往需要多种身份证明、多次预约以获取或提交文件、向不同人员和不同机构重复验证，以及多轮处理和双重检查。这种碎片化的福利机构网络往往不是直接解决人们的困境，而是将个体来回推诿，在制造出已经"解决"案件的表象的同时，延续了长期的不安全感和剥夺状态（Mayock et al., 2015; Metraux et al., 2010）。虽然这种功能失调并非所有贫困治理努力的构成特征，但在美国，这种碎片化和功能失调已成为系统深层嵌入的特征。

随着美国住房危机和毒品过量使用危机持续恶化，这些相互交织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缓解危机的最严重后果——在脆弱社区中加剧的急性和慢性健康状况、恶化的心理健康，以及死亡。服务的碎片化和援助的持续落空往往导致政府和非营利福利组织所服务的脆弱群体缺乏信任，有时甚至直接回避这些机构（Hoang et al., 2022）。

洛杉矶县的贫困化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十分严重，据估计，1000万居民中有13.3%（± 0.3%）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U.S. Census Bureau, 2024）。因此，福利和贫困治理体系庞大、相互关联且复杂。仅2023年1月，洛杉矶县社会服务局（DPSS）通过社会福利项目发放了5.9亿美元的款项，包括Medi-Cal（一种公共健康保险计划，占这些款项的最大份额）、CalFresh（专门用于食品购买的月度付款，通常被称为"食品券"）和一般救济（GR，一种最高为221美元的月度现金援助）（DPSS At A Glance, 2023; Seim & DiMario, 2023）。社会服务领域中的其他行政机构还包括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管理局（LAHSA）、洛杉矶县心理健康部、车辆管理局，以及众多的受委托非政府组织（NGO）。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许多街头层面和行政服务，包括外展和危机响应、运营庇护所和临时住房点、个体个案管理，以及提供包括物质使用、心理健康和残疾支持在内的全方位服务。

临时庇护所、过渡性住房和永久支持性住房的具体数量和床位数存在争议，因为不同的目录和资源给出的数字不同。在2022年由LAHSA进行的住房库存调查中，共有15,026个紧急庇护所单元，含20,868张床位，以及19,546个永久支持性住房单元，含23,146张床位（Los Angeles Homelessness Services Authority, 2022b）。截至2026年，LAHSA报告有18,368个紧急庇护所单元（22,686张床位）和37,910个永久支持性住房单元（44,613张床位）（Los Angeles Homelessness Services Authority, 2026）。即使所有庇护所床位都住满，也只能覆盖该郡约30%的无家可归者人口——2022年为69,144人（Los Angeles Homelessness Services Authority, 2022a）。

庇护所点由众多受委托的非营利组织运营，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官僚结构，嵌套在洛杉矶县更广泛的监管网络中。这些重叠的政府和非政府服务构成了一个从根本上难以导航的网络（从现有和潜在的福利领取者的角度来看），由市场驱动、商业化运营的、父权式的机构组成（Chiarello et al., 2026; Halushka, 2023; Jung et al., 2011; Kettl, 2015; Schram et al., 2010; Seim, 2026）。这套有时相互矛盾的规则和优先事项（高门槛与低门槛进入、联邦资金监管、面向客户监控的取向、不同层级的组织官僚合规度，以及在洛杉矶还有市和县机构之间的冲突）令寻求服务的无家可归者感到困惑，并为服务提供商创造了额外的工作负担（Briscoe, 2007; Kendall, 2025; Rita et al., 2023）。在洛杉矶县，惩罚性治理的最新版本是对洛杉矶市政法典第41.18条的修订，该修订赋予洛杉矶市个别市议员划定"禁止露营"区域的能力，并已用于在最大规模的行动中强制驱逐数百人（Roy et al., 2022）。

错综复杂的服务官僚体系和严厉的驱散法律，加上洛杉矶县的庞大体量和城市空间的多样性，使得无家可归者的生存策略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Marr et al., 2009; Snow & Mulcahy, 2001）。这些策略包括如何及在哪里创收、如何选择搭建户外庇护的空间、学习哪些社区成员可以依赖，以及熟悉当地毒品市场——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无家可归者在街头生活中以及在与洛杉矶县无家可归者日常互动的贫困治理体系和逻辑中导航而发展出来的（Hsieh, 2017; Isaak et al., 2019）。

本体安全感是一个从心理学中改编的理论框架，并在社会学、社会工作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迭代发展。由莱恩（Laing, 1965）提出，并经吉登斯扩展，本体安全感描述的是个体对其物质和社会环境中无意识的稳定与安全感受（Giddens, 1984）。与内部过程的反映（如主观连贯性感知）相比，本体安全感的感受更多地依赖于当地环境特征的结构性与流动性。在住房所有权研究中，本体安全感被操作化为四个主要领域：物质和社会的恒常性、发展日常生活惯例的能力和空间、免于监控/实现隐私的能力，以及实现自我目标的能力（Dupuis & Thorns, 1998）。根据Stonehouse（Stonehouse et al., 2020），本体安全感由"相互交织的物质和非物质维度"构成，包括"心理的、情感的、[以及]关系的"维度。虽然Dupuis & Thorns（1998）提出的四个本体安全感标志已被应用于住房所有权和公共住房研究（Padgett, 2007）、永久支持性住房居民研究（Livingstone, 2026），以及在脱离无家可归状态或在不同类型住房间过渡的情境中（Milligan et al., 2024; Plage et al., 2023; Rosenberg et al., 2021），但它们仅在街头生活的无家可归者社区研究中被少量使用（Goldshear et al., 2023; Skobba, 2025; Stonehouse et al., 2020）。尽管无家可归者缺乏传统意义上的住所，但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些建立安全性和稳定的方式：营地社区、亲密关系以及与减少伤害和类似 palliative（姑息性）组织的互动，可以帮助无家可归者在总体上脆弱的环境中寻找社会安全感、日常规律、结构性和物质恒常性（Boucher et al., 2022; DiMario, 2022; Olson & Pauly, 2023）。

然而，这些具体标志并非考察获得、丧失或保持本体安全感过程的唯一方式。Skobba（Skobba, 2025）在美国针对曾经无家可归青年的研究中，将本体安全感定义为"秩序、稳定、日常规律和可预测性"。Mayock（2023）在其对爱尔兰都柏林无家可归青年的纵向研究中展示了这一概念的时间性，研究参与者在成为无家可归者时经历了明显的"传记性断裂"，这破坏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规划未来的能力。

他们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特征，挑战了他们对他人建立信任的能力，并让他们在时间维度上产生失控感（Mayock, 2023）。Power（Power, 2023）在澳大利亚针对低收入老年女性的研究中，发现参与者运用了多种"以情绪为中心"和"以行动为中心"的策略，以在住房不稳定面前维持本体论安全感。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的人群，每天为生存而挣扎、在身体、经济和社会层面均缺乏稳定性，这些因素可能助长一种本体论不安全感的产生——对世界的信任动摇、社会凝聚与人际关系难以维系，从露宿街头状态中摆脱出来（甚至愿意摆脱出来）的能力也随之下降（Goldshear 等, 2023）。在此，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种不断演变的、关于福祉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以在尚未获得稳定住房的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的人群中逐步建立，也可能被削弱（Genz & Helbrecht, 2023；Power, 2023）。这种整体的安全感、心理稳定性以及对世界可理解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的人群与其他社会行动者及机构之间关系的影响（Henwood 等, 2018；Plage 等, 2023）。

这种在一套无法满足其需求的组织体系中辗转的经历，且未能取得向获得住房迈进的实质进展，可能给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的人群带来深刻的不安全感与动荡。研究已经详细阐述了官僚体系不确定性与机构优先级变动对类似人群的影响。在针对澳大利亚住房不稳定家庭的研究中，Plage 等（2023）发现，机构资金变动与服务时间限制，最终阻碍了让家庭在长期住房中实现稳定的目标。在纽约市，由于机构跟进不力，这一影响显而易见——参与者详细描述了对外展工作者及其所属组织的深刻不信任（Kryda & Compton, 2009）。在加拿大温哥华，最近被驱逐的使用药物者在收容所和服务组织之间辗转，减少了他们的掌控感，并加深了其脆弱性（Fleming 等, 2023）。

已有一些证据表明，在特定情境下，国家和准国家行动者在与贫困和犯罪化人群打交道时，会凭借个人能动性去规避这些系统。例如，在一项针对加拿大城市中途站的员工研究中，员工认为自己在以支持性和善意的态度与居民合作，他们将居民视为值得获得帮助和同情的人（Maier, 2020）。相比之下，美国一座城市中的街头官僚则在惩罚无家可归者时"模糊了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并透过"保护性理想"的视角来诠释其行动与决策（Herbert 等, 2026）。即便在个体层面上，更广泛的贫困治理官僚体系中的行动者，也会利用其自由裁量权和能动性来制定并执行政策，以及操纵资源分配（Maynard-Moody & Musheno, 2012）。这些决定往往通过启发式方式作出，可能复制社会不平等，并进一步固化官僚被指派去解决的那些问题（例如可见的无家可归现象）（Lipsky, 2010）。这些裁定——包括住房与收容安置、服务衔接以及服务提供——往往基于对申请人是否"应得"的判断，考虑到社会对药物使用存在道德化评判，这对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的人群可能格外具有伤害性（Boesveldt & Loomans, 2024；Spade, 2002）。通过这种方式，国家最高层级制定的广泛政策，最终传导至边缘个体。洛杉矶的行政机构（例如洛杉矶住房服务管理局，LAHSA）与个别非营利组织签订合同，以提供衔接性服务并达成州政府目标，而这些组织中的个别员工则运用自身的自由裁量权与能动性来处理参与者事务。

我们开展这项研究，旨在评估社会服务官僚体系、相关组织及其行动者对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人群生活的影响。这是一个高度权利被剥夺的群体，而充分的服务供给对其长期积极的社交与健康结果至关重要（Luchenski 等, 2022；Miler 等, 2021）。本研究开展的时机，正值公众与政治层面日益关注可见的公开露宿现象与过量用药死亡的双重危机；此时，美国各地城市正将更多资源投入到针对这两大危机的家长式管理与惩罚性手段之中（DiMario, 2022；Herbert 等, 2026）。本研究立足于公共卫生、公共政策与社会学文献的交叉地带。借助民族志与质性访谈数据，我们展示了与代表更广泛贫困治理体系的街头官僚互动，如何影响洛杉矶地区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人群的物质、社会、身体与心理健康福祉，并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动荡。我们最终将本体论安全感（及其反面，本体论不安全感）定位为理解塑造服务官僚体系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如何影响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人群福祉的一种重要视角。

章节摘要

方法

数据来源于民族志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社会科学家运用民族志以实现多重目标：从理解政策影响到亲自查验健康行为与决策过程。研究药物使用行为、减害实践与城市贫困的研究者拥有丰富的民族志传统（Acker, 2003；Agar, 1973；Betsos 等, 2021；Bourgois, 1998；Brothers, 2026；Cepeda 等, ）。

样本人口学特征

大多数参与者为男性（n = 22，76%），其余（n = 8，24%）为女性。参与者平均年龄为38岁（SD = 7.6，范围：25–54岁）。参与者种族构成多元，三分之一（n = 10）自报为混血，六分之一（各 n = 5）分别为黑人或拉丁裔。露宿时长存在差异，但样本中近半数（n = 14）表示在户外生活长达十年或更久。完整人口学特征见附录表1。

讨论

我们的发现进一步表明，本体论安全感是理解社会结构性力量如何塑造边缘群体——在此为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人群——的生活与福祉的一种有用视角，因而与相关的健康与社会结果紧密相关。近来，本团队及研究人员已就该框架的物质与经济层面展开工作，展示了对露营地社区的强制驱离如何导致物质匮乏与本体论不安全感（Chang 等）。

结论

在我们研究中，长期经历无家可归且使用药物人群，因与社会安全网及住房组织的互动与关系，以及与代表这些组织的街头官僚的交往，而产生本体论不安全感。我们观察到，本体论不安全感的形成通过三种不同过程：官僚人员流动与不可预测性、官僚体系的僵化性，以及家长式与惩罚性并存的互动方式。这些过程直接影响参与者的不信任感、社会……

伦理声明

所有参与者或其法定代表均已就参与本研究及发表文章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已尊重参与者的隐私权。

本研究在研究所在地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与指南开展。本研究已获南加州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准编号：UP-21-00784）

CRediT 作者贡献声明

Jesse Lloyd Goldshear：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项目管理，方法论，调研，经费获取，形式化分析，数据管理，构思。Anthony DiMario：撰写—审阅与编辑，方法论，构思。Ndindi Kitonga：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构思。Ben F. Henwood：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经费获取，构思。Ricky N. Bluthenthal：撰写—审阅与编辑。Jesse Lloyd Goldshear | Anthony DiMario | Ndindi Kitonga | Ben F. Henwood | Ricky N. Bluthenth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