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受政府机构影响与非对称成本习性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Firm Exposure to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Asymmetric Cost Behaviour

　　

摘要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探讨企业对政府机构的暴露度（GAE）如何通过监管合规与政府采购承诺影响成本粘性。这些承诺可能限制企业在需求下降时削减资源的能力与意愿。利用Armstrong等人（2025）新开发的企业层面政府机构暴露度（GAE）指标，我们对1999至2019年间美国23,34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GAE越高的企业表现出越强的成本粘性。这一结果支持了以下论点：GAE促使企业遵从监管要求，导致长期承诺和固定成本的产生，从而改变成本结构并增加成本粘性，这与我们的框架命题一致。进一步分析提供了证据，表明监管强度与政府采购承诺是这一关系背后的两个渠道。在企业拥有更为风险厌恶型管理者的情况下，这种关联更为显著。此外，我们发现GAE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在政治资本较少的企业中更为强烈。最后，由GAE导致的成本粘性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本研究通过强调政府机构及其所施加的承诺在塑造企业成本结构中的作用，拓展了对成本粘性的理论理解。

引言
线性成本模型认为，成本对相同活动变化的反应应当是对称或相等的。然而，现实中的成本模型及文献表明，成本行为并非线性，这引发了对这些会计模型有效性的质疑。Anderson等人（2003）、Weiss（2010）、Rouxelin等人（2018）等提供了证据，证明成本敏感性或对等效活动变化的反应是非对称的，即当活动水平变化时，成本减少的幅度小于增加的幅度，这被称为成本粘性或非对称性。

实物期权理论表明，管理者可能在需求下降时保留未使用的资源，因为对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赋予了等待时机再行缩小的价值（Banker等人，2014b；Li & Zheng，2017；Voshaar等人，2024），从而导致对相同活动变化的成本反应不同，这是对传统线性成本函数的偏离。调整成本解释和成本非对称性理论补充了这一视角：削减资源可能涉及遣散费和其他重组成本，使得立即缩小规模代价高昂（Anderson等人，2003；Chen等人，2012；Banker等人，2013；Cho等人，2024）。综合来看，这些观点表明，资源保留取决于调整成本和管理者对未来资源需求的预期。

尽管已有研究将多种政治和经济变量作为成本粘性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包括风险与不确定性（Banker等人，2014b；Lee等人，2019）、管理者预期（Chen等人，2019）、有组织劳动力（Chang等人，2022）、利益相关者导向（Liu等人，2019）、企业战略导向（Ballas等人，2020）、帝国建设激励（Chen等人，2012）、内部控制薄弱（Kim等人，2022）、期权交易活动（Zadeh & Jalali，2024）、国家层面政治不确定性（Kuo & Lee，2023；Lee等人，2019），以及国家层面的信任与文化（Hartlieb等人，2020；Kitching等人，2016），但对企业的政府机构暴露度的理解仍需要关注。这一议题日益重要，例如，Elon Musk近期强调，过度的政府机构干预往往导致效率低下和次优的调整决策，并提出一个更加简化和去监管的环境将使企业受益并实现更优的资源配置决策。

Armstrong等人（2025）第2页将政府机构定义为"从联邦政府获得监督或规则制定权力的部门、机构或局"，例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环境保护局（EPA）和司法部（DOJ）。这些机构旨在打击腐败和垄断、保护金融市场、通过严格监管保护环境并确保企业的合规水平（Armstrong & Glaeser，2023）。尽管政府机构旨在造福经济和社会，但高政府机构暴露度（GAE）可能产生非预期的后果。暴露度较高的企业面临更多监督、审查和合规要求，这影响它们如何调整资源。具体而言，与GAE相关的合规要求可能迫使企业在需求下降期间保留专门资源、人员、系统和运营能力。对政府机构的暴露还可能引发采购关系，从而施加独特的合同义务以维持交付能力。这些承诺可能限制资源的向下调整，并增加需求下降时削减资源的成本与风险。我们的概念框架将这些承诺整合在一起，阐述了GAE如何在活动减少时限制资源的向下调整。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问题：GAE较高的企业是否表现出更大的成本粘性？利用Armstrong等人（2025）开发的企业层面GAE指标以及1999至2019年间美国23,34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样本，我们提供了实证证据，表明对政府机构暴露度较高的企业表现出更大的成本粘性。这一发现与机构相关承诺限制企业在销售下降时削减资源能力的观点一致。我们使用企业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线分析，并通过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确认基线结果的稳健性，以应对各类内生性问题。

随后，我们研究GAE影响成本粘性的两个经济渠道：（1）监管强度渠道，由企业运营适用的法规数量（Kalmenovitz，2023）和企业10-K报告中讨论的法规数量（Kalmenovitz等人，2024）共同衡量；（2）政府合同渠道，由企业获得的年度政府合同总数（Grotteria，2024）和采购密集型行业（Cox等人，2024）共同衡量。我们的发现与两个渠道均一致，支持了合规要求和合同义务限制企业向下资源调整的观点。

我们接下来检验管理者风险厌恶是否强化了GAE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更为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可能更不愿意削减资源，如果这样做会使满足监管要求或履行政府合同变得更加困难。与此论点一致，我们发现GAE与成本粘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拥有更为风险厌恶型CEO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一发现表明，管理者对风险的态度在面临政府机构相关承诺时塑造了他们的资源调整决策。

本研究随后探讨政治准入是否可以调节GAE-成本粘性关联。先前文献表明，企业对政治资本的获取可以获得更多关于潜在监管变化的内部信息，保护其免受执法行动的影响，并从政府机构获得更有利的待遇，从而使管理者能够做出更为知情和最优的决策（Crane & Koch，2025；Voshaar等人，2024；Wei等人，2023）。因此，我们认为GAE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在拥有更多政治资本的企业中可能会被缓解。与此一致，并使用三种形式的企业政治资本（即企业游说、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政治关联董事），我们提供了证据表明，GAE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在拥有政治资本获取途径的企业中不那么显著。最后，我们证明，由GAE导致的成本粘性降低了企业价值。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来拓展成本粘性文献，该框架将企业对政府机构的暴露度与非对称资源调整联系起来。在调整成本和管理者激励解释（Anderson等人，2003；Chen等人，2012）的基础上，该框架确定了两个渠道：监管强度和政府采购合同。监管强度渠道涉及合规要求，这些要求使企业承诺维持专门人员、系统和运营资源。政府采购渠道涉及合同义务，这些义务要求企业维持产能以满足政府订单。该框架将这些承诺纳入对企业在需求下降时为何保留资源的共同解释。其概念贡献在于将政府机构概念化为监管者（对企业施加更强的监管强度）和机会（企业利用以获取更多采购合同）。我们的框架还阐述了在如此刚性的承诺下，管理者风险厌恶如何在需求下降时触发资源保留激励。我们的框架提供了多层理解，即政府机构互动动态及其相关组织承诺如何转化为更加刚性的成本结构。

接下来，虽然成本粘性的监管决定因素已在宏观/国家层面进行了研究，但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具企业特定性的视角。例如，Banker等人（2013）和Lambertides等人（2025）发现，监管更为严格的国家中企业成本粘性更强。然而，他们的做法未能捕捉企业层面GAE在地方性、行业特定性、时间特定性和特质性政府机构方面的丰富变化。我们认为，与其在多国样本背景下分析国家层面立法或监管暴露度的影响，不如考虑企业层面GAE的异质性更为重要。利用Armstrong等人（2025）开发的企业层面暴露度指标，我们提供了与框架所提出渠道一致的证据。这一视角通过关注政府机构参与如何塑造企业成本调整决策的组织承诺，补充了现有的监管解释。它还为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涉及这些承诺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它们对资源调整施加更强的约束。我们的研究回应了Armstrong等人（2025）近期提出的调查GAE如何影响企业关键决策的呼吁，我们通过次优资源调整决策这一视角回答了这一呼吁。

我们的研究还为企业层面监管合规成本文献做出贡献（Bombardini等人，2025；Calomiris等人，2020；Ewens等人，2024；Kalmenovitz，2023；Kalmenovitz等人，2024；Singla，2023）。我们通过研究GAE如何与需求下降时的资源调整相关联来拓展这一文献。虽然这些研究未调查合规成本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但她们开发了创新的企业层面指标来捕捉总体监管的直接合规成本（例如，雇佣合规高管以遵守国会要求的成本）。正如Armstrong等人（2025）所指出的，他们的GAE指标捕捉了机构特定的行动，如政府机构的调查和审查，而先前的指标通常不包括此类内容。我们认为，这种GAE是推高企业合规成本并进而导致更大成本粘性的驱动因素。虽然Kalmenovitz（2023）提供了证据表明监管审查加强与销售、总和管理费用（SGA）增加相关，但我们通过展示受更高GAE影响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调整成本，进而导致成本粘性，拓展了这一文献流派。

文献综述
先前关于成本粘性的研究可分为三大主题：（1）内部决定因素，（2）外部制度与政治决定因素，以及（3）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

第一个主题考察了塑造资源调整决策的内部驱动因素和组织特征。例如，帝国建设激励促使管理者在需求下降时保留资源（Chen等人，2012），而管理者满足盈利目标的压力

理论框架与假设推导
政府机构监控企业行为并执行法规（Stiglitz，1993）。遵循Armstrong等人（2025），我们将GAE定义为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行为的潜在或实际机构行动，包括执法行动、调查、规则制定和监管审查。为了解释对成本行为的影响，我们聚焦于这种暴露度如何通过监管强度和政府采购合同创造资源承诺。

研究样本
初始研究样本包括来自Armstrong等人（2025）的121,081个具有GAE数据的观测值。遵循文献做法（例如，Anderson等人，2003；Banker等人，2013；Calleja等人，2006；Chen等人，2012；Golden等人，2020；Voshaar等人，2024），我们应用了如表1所示的若干筛选标准。例如，删除了11,703个SGA成本大于收入的观测值（Agarwal & Agarwal，2024；Anderson等人，2003；Chen等人，2012；Eshleman等人，2025；Loukopoulos等人）

描述性统计
表3展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SGA占销售收入比率的均值为28%，表明SGA占净销售额的比重相当显著。这与Anderson等人（2003）和Chen等人（2012）报告的26%和24%相似。SGA_Change的均值为0.067，表明成本调整存在变异性。

SalesChange 的均值为 0.06，最小值为 -0.496，最大值为 0.376，反映了销售额的显著变化。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解释企业对政府机构的暴露程度如何与成本粘性相关联。利用 Armstrong 等人 (2025) 新引入的企业层面 GAE 评分以及 1999 年至 2019 年间的 23,348 个公司 - 年度观测值，我们发现 GAE 越高，成本粘性越大。渠道分析提供了证据，表明监管强度和政府采购合同是这种关系背后的潜在因素。我们还

利益冲突与资金 作者确认没有需要声明的利益冲突。此外，作者未从任何机构获得本手稿的资金支持。

未引用参考文献 Banker 等人，2014。

数据可用性声明 支持本研究结果的数据在文中引用的数据库中公开且可公众访问。

伦理批准 本手稿未在任何地方（部分或全部）发表或呈现，也未在其他期刊考虑中。作者批准本手稿并同意将其提交给贵刊。

致谢 我们要感谢联合编辑（Charlie Cai 和 Lisa Jack）、两位审稿人、Mark Anderson、Virpi Haaramo、Yutong Chen、Thiago Luiz、Yasuhiro Mazda 和 Sho Hayakawa 提供的有益评论，这些评论极大地改进了本研究。我们也感谢第 47 届欧洲会计大会参与者以及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研讨会参与者提供的反馈。

Awad Elsayed Awad Ibrahim|Hesham A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