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mate Risk Management》：From peaks to deltas: Mapping divergent flood adaptation pathways for households in the Lancang-Mekong River basin
编辑推荐：
自2000年以来，全球共发生4198次重大洪水，其中超过五分之一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造成逾3万人死亡（Delforge等，2026）。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洪水的频率和严重程度（IPCC，2021），家庭层面的适应日益被视为有效适应路径的核心（Alda-Vidal和
自2000年以来，全球共发生4198次重大洪水，其中超过五分之一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造成逾3万人死亡（Delforge等，2026）。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洪水的频率和严重程度（IPCC，2021），家庭层面的适应日益被视为有效适应路径的核心（Alda-Vidal和Olazabal，2025；Castro和Sen，2022；Maskell等，2025）。家庭行动不仅能补充计划性适应（Noll等，2022a），还能激活个体能动性并促进系统性转型（Constantino等，2022；Sinclair等，2025）。然而，改变适应行为仍具挑战性，因其不仅受意图影响，还受到人口特征、社会文化规范、物质与空间环境以及政治惯例的塑造（Hampton和Whitmarsh，2023；Hochachka，2024）。因此，有效的干预措施需要理解各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整合以影响家庭适应（Shove，2010，2014）。
现有研究虽已考察了家庭适应的多种驱动因素（Noll等，2022a；Sett等，2026），但往往强调个体内部因素，在整合人际与社会因素方面存在显著不足（Wilson等，2020）。此外，多数研究依赖基于回归的方法来检验单一变量的净效应，常在不同情境下得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结论，忽视了现实世界中适应的复杂因果机制（Bubeck等，2012；Koerth等，2017；Lechowska，2018）。因此，当前研究缺乏关于多因素对家庭适应综合效应的证据（van Valkengoed和Steg，2019），特别是行动者层面的能力与偏好如何与结构性供给（如集体资源、规则和物质条件）相互作用。
基于上述空白，本研究提出如下问题：何种行动者层面与结构性条件的组合与家庭洪水适应实践的采纳相关联？研究聚焦于居民参与适应实践的广度与深度。本研究有三项相关目标：（1）理论上，借鉴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ctice theory，SPT），将家庭适应概念化为嵌入社会中的实践，源于结构性条件与人类能动性的相互作用，并与更大的社会动态相联系（Stephan，2019）。（2）方法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揭示不同条件组合如何共同导致某一结果（Ragin，1987，2000），并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量化必要性的程度。（3）实证上，比较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上游西南地区（Southwest China，SWC）及邻近区域（云南省和四川省）与下游越南湄公河三角洲（Vietnamese Mekong Delta，VMD）两个代表性洪水易发区的家庭调查数据。
本研究的创新点有两方面：第一，开发了一个基于实践的家庭洪水适应分析框架，整合了行动者能力与结构性条件，展示了QCA如何定量化地操作化实践理论；第二，提供了SWC与VMD两地受洪水影响社区的比较分析，识别并解释了与家庭适应相关的特定情境与共享配置。这些见解可为基于实践的策略提供支撑，以培育有利于家庭适应的条件。
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2000年以来，全球洪水灾害频发，东亚和东南亚尤为严重。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洪水风险，家庭层面的适应被视作有效应对路径的关键环节。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大局限：一是过度关注个体心理因素，忽视人际与社会因素的整合；二是大多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单变量净效应，难以捕捉现实世界中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因果关系。这导致学界对行动者能力与结构性条件如何协同影响家庭适应知之甚少。为此，本研究提出核心问题：哪些行动者层面与结构性条件的组合与家庭洪水适应实践的高水平采纳相关联？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选取两个对比鲜明的典型区域——上游山区型中国西南地区（Southwest China，SWC）和下游三角洲型越南湄公河三角洲（Vietnamese Mekong Delta，VMD），分别采集1632份和825份家庭问卷数据。方法上，研究人员首先采用改进CRITIC法进行指标标准化与客观赋权，随后整合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NCA用于识别约束性必要条件并量化必要性程度，fsQCA用于揭示导致高/非高适应结果的充分条件组合。校准采用直接法，以百分位数为锚点，并针对大样本设置了较高的频率阈值（SWC为12，VMD为5）、原始一致性阈值（0.85）和PRI截断值（0.60），最终报告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PS）。
研究结果
4.1 必要条件分析
NCA和fsQCA的必要性分析均表明，无论在中国西南地区还是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没有任何单个条件达到统计意义上必要的标准。所有条件的效应量均较小，一致性均低于0.90的阈值，说明家庭洪水适应不存在不可或缺的单一驱动因素。
4.2.1 中国西南地区的充分配置分析
fsQCA识别出两条高适应路径（CN-H1和CN-H2），联合覆盖34.7%的结果成员资格。两条路径的共同特征是：洪水强度、制度安排、防洪基础设施和个体能力始终存在，而风险感知未指定。研究发现社区社会文化资源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家庭既可通过自身私有资源实现适应，也可依托社区传统和社会规范获得适应动力。对于非高适应，三条路径（CN-L1至CN-L3）均缺失制度安排，即便风险感知存在也无法转化为行动，揭示了风险感知悖论：在缺乏制度资源引导的情况下，单纯提升风险意识效果有限。
4.2.2 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充分配置分析
fsQCA识别出三条高适应路径（VN-H1至VN-H3），联合覆盖42.0%的结果成员资格。洪水强度在所有路径中出现，个体能力和风险感知是最常见的行动者条件。三条路径包含两种资源受限模式（VN-H1依靠个体能力、VN-H2依靠风险感知与防洪设施的组合）和一种全面协同模式（VN-H3，六项条件同时存在）。总体而言，行动者层面因素主导了VMD的高适应路径，表明家庭可凭借自身资源和技能应对洪水。非高适应的五条路径（VN-L1至VN-L5）均缺失洪水强度，说明在低威胁条件下，即使存在风险感知和社区资源也难以激发实际适应行动。制度安排在VMD中并非决定性因素，其作用取决于是否面临严重洪水风险以及是否有其他配套支持。
4.3 比较分析
共同点：在两个区域，洪水强度作为外部触发条件始终存在于所有高适应路径中，印证了频繁且严重的洪水经历是推动家庭采取广泛适应措施的重要驱动力。差异点：在SWC，结构性条件（制度安排、防洪基础设施）在大多数路径中占主导地位，反映了政府主导的集中式治理体系；而在VMD，行动者层面条件（个体能力、风险感知）更为突出，体现了家庭自主应对的传统和更灵活的制度环境。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整合社会实践理论与组态方法，揭示了家庭洪水适应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行动者能力与结构性条件多重组合的结果。研究结论包括：（1）洪水强度是所有高适应路径的共同前提；（2）结构性条件在SWC中更为关键，行动者条件在VMD中更为突出；（3）风险感知本身不足以驱动适应，必须与制度支持和基础设施相结合；（4）社区社会文化资源可作为私有资源的替代途径，促进弱势家庭的适应。这些发现为制定因地制宜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在上游应强化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供给，在下游则应注重赋能个体能力和利用社区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