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拉弗曲线：逃税效应

《Economic Modelling》：Laffer curves in Brazil: The tax evasion effect

　　- 逃税在塑造巴西劳动所得税拉弗曲线中的作用。- 法定税率提高会增加收入隐匿行为，从而减少实际税收收入。- 劳动所得税拉弗曲线在边际税率25.3%时达到峰值，低于当前最高税率27.5%。- 逃税使潜在劳动所得税收入减少了高达54%（占GDP的3.1%）。## 引言税收与政府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财政的核心。理解这一关系的核心框架是拉弗曲线，该曲线提出税率提高会产生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一种是"算术效应"，即更高的税率直接增加税收收入；另一种是"经济效应"，即更高的税率扭曲行为并最终减少税收收入。这两种力量的平衡形成倒U形曲线，政府收入在某个中间税率时达到峰值（Laffer, 2004）。尽管拉弗曲线在发达经济体中已被广泛研究（例如Trabandt和Uhlig, 2011, Holter等人, 2019），但在新兴市场中（例如Alba和McKnight, 2023），关于拉弗曲线形状的了解仍相当有限，因为这些市场的高不平等、薄弱的税务征管和普遍的隐性经济活动创造了额外的财政低效渠道。在巴西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税收系统之一且长期与逃税斗争的国家中，这一知识空白尤为突出。巴西的税收制度清晰地体现了这些挑战。尽管劳动所得税采用累进税制并由中央统一管理，但其在实践中再分配效果有限。有效税率随收入增长仅温和上升，且纳税遵从度低：2019年，仅有32%的劳动力提交了纳税申报，由于申报门槛的存在，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被排除在外。与此同时，对间接消费税的高度依赖造成了累退负担（Lustig等人, 2014a, Lustig等人, 2014b, Higgins和Pereira, 2014）。这种结构导致了低效和不平等，削弱了财政能力并加剧了不平等。因此，理解逃税如何与拉弗曲线相互作用，对于评估巴西税收制度的收入潜力和为财政改革提供参考至关重要。大量研究探讨了逃税的决定因素。现代逃税经济分析的基础由Allingham和Sandmo（1972）奠定，他们将纳税人的行为建模为风险下的投资组合选择，表明隐匿收入的数量取决于法定税率、稽查概率和罚款。他们的框架预测，随着查获风险或罚款的增加，逃税行为会减少。Yitzhaki（1974）修正了这一模型，假设罚款与逃税金额成正比，消除了替代效应，并意味着更高的税率应导致更高的遵从度。然而，涵盖美国、牙买加、德国和瑞士等多个国家的广泛实证研究通常发现，较高的税率与更多的逃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lotfelter, 1983, Slemrod, 1985, Alm等人, 1990, Lang等人, 1997, Pommerehne和Weck-Hannemann, 1996）。后续研究强调，逃税在理论模型中的嵌入方式直接影响税收征管。在静态设定中，社会规范（Gordon, 1989）、税收预缴计划（Yaniv, 1999）以及申报行为中的同伴效应（Panadés, 2004）都会影响对更高法定税率的遵从反应。受前景理论启发的行为学方法（Dhami和Al-Nowaihi, 2007）表明，纳税人可能在较高税率下变得风险偏好型，从而增加逃税并降低实际收入。在动态一般均衡情境中，这种关系变得更加丰富：Lin和Yang（2001）以及Chen（2003）表明，虽然较高的税率在静态模型中可能抑制逃税，但当家庭在时间维度上平滑消费时，逃税可能增加。同样，Caballé和Panadés（2007）以及Lee（2015）证明，罚款是针对未申报收入还是未缴税款，对收入结果有重大影响。总体而言，这一文献表明，法定税率、遵从度和收入之间的联系并非机械性的，而是取决于逃税激励的精确建模。本文直接建立在上述洞见之上，将逃税明确纳入对巴西劳动所得税拉弗曲线的分析。我们构建了一个异质代理人模型，包含不完全市场、借款约束、累进劳动所得税以及由国家税务机关实施的稽查政策。家庭在财富和生产率方面存在差异，选择工作时间，并决定逃税的劳动所得税比例，若被查获则面临罚款。他们还面临异质性冲击和借款约束，而代表性企业租用资本和劳动力来生产最终产品。该框架使我们能够量化不仅包括税收的算术和经济效应，还包括第三种成分——"逃税效应"，即更高的税率促使家庭隐匿更多收入，从而减少实际收入。我们将基准模型校准至巴西数据，并比较两种情景：一种是有逃税的，另一种是完美执法的。我们的结果显示，巴西的总体劳动所得税拉弗曲线呈右偏倒U形，在边际税率25.3%时达到峰值。由于当前最高法定税率为27.5%，巴西已经处于曲线的下降段。适度降低税率——例如从27.5%降至25.3%——将增加政府收入。重要的是，模型估计逃税的财政成本高达潜在收入的54%，即占GDP的3.1%，且大部分税收缺口集中在劳动所得税收入分布的前四分之一。这些发现与国际证据一致，即富裕家庭占逃税的大部分（Alstadsaeter等人, 2023）。该模型还再现了巴西经济的几个关键特征。消费与GDP之比和投资与GDP之比与宾夕法尼亚世界表格的数据高度吻合，劳动所得税收入在各十分位之间的分布也被准确再现，尽管在中间十分位略有高估。进一步地，我们按收入十分位对拉弗曲线进行了分项分析，揭示了显著的非同质性。由于收入低于申报门槛，前三个十分位没有贡献任何税收收入，而最高十分位贡献了超过65%的总收入，第8和第9十分位分别贡献了13%和20.5%。各十分位特定拉弗曲线的峰值不同，较富裕家庭的峰值更高。在当前税率下，仅前三个十分位位于总体曲线的下降段，意味着进一步增税将减少他们的贡献。我们的贡献是三个方面。首先，我们将不完全市场、家庭异质性和逃税纳入巴西拉弗曲线的构建，扩展了此前对发达经济体（Trabandt和Uhlig, 2011, Holter等人, 2019）和发展中国家（Alba和McKnight, 2023）的研究。其次，我们提供了劳动所得税逃税经济成本的定量估计，将微观层面的遵从行为与宏观财政能力联系起来。第三，通过分析不同收入组的拉弗曲线，我们突出了税收和逃税的分配影响，表明政策变化对人口的影响是不均匀的。综合而言，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评估财政政策收入潜力时考虑异质性和逃税的重要性。从政策角度来看，我们的分析表明，巴西的法定劳动所得税率已经超过收入最大化水平，改善执法——特别是针对较富裕的家庭——将比进一步加税更为有效。此外，不同收入群体反应的异质性表明，需要有针对性的改革，在提高遵从度的同时避免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造成不成比例的负担。通过将逃税效应明确纳入拉弗曲线，本文为理解税收、执法和不平等如何相互作用以塑造巴西的财政能力提供了框架。本文结构如下。第2节提出了包含不完全市场和不完美税收执法的异质代理人模型。我们描述了家庭的决策问题、企业的生产技术以及政府的税收和稽查政策。第3节将模型应用于数据，以量化上述机制。我们首先刻画算术、经济和逃税效应如何共同塑造巴西的劳动所得税拉弗曲线，然后分析这些效应如何在收入分布中变化。第4节总结全文。## 各节摘要### 经济体本节提出了一个包含不完全市场和不完美税收执法的异质代理人模型。一个具有无穷寿命的家庭连续体面临异质性生产率风险，并使用一种受借款约束的无风险资产进行自我保险。家庭选择消费、工作时间、资产持有以及未自愿缴纳税收的法定劳动所得税负债比例。代表性企业采用标准的规模报酬不变技术并租用……### 定量分析我们现在将模型应用于数据，以量化上述机制。本节目的有两点。首先，我们测量算术、经济和逃税效应如何共同决定巴西劳动所得税拉弗曲线的形状。其次，我们利用模型的异质代理人结构评估这些效应如何在收入分布中变化。通过将基准经济与无逃税反事实进行比较，我们可以隔离……### 结论本文考察了逃税在塑造巴西实证拉弗曲线中的作用。通过将内生遵从决策嵌入具有不完全市场、累进税收和不完美执法的异质代理人模型中，我们表明劳动所得税拉弗曲线呈右偏分布，在边际税率25.3%时达到峰值——低于当前法定税率27.5%。结果凸显了一个新的"逃税效应"的重要性，该效应在……时减少实际收入。##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这些关系可能会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客观性。Frederico A.G. Alencar | Marcus A.F. Araripe | Marcelo Arbex | Márcio V. Corrê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