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转型遗产与企业内部薪酬不平等：来自中国的证据

《Economic Systems》：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legacies and intra-firm pay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社会主义时期的嵌入性与中国高管-工人薪酬差距缩小相关。•该关联在替代代理变量、空间控制变量和政策冲击检验下均保持稳健。•证据与工人能力渠道和组织治理渠道相一致。•不同渠道的估计模式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描述性差异。•市场化改革后，历史嵌入性仍与企业内部薪酬分配相关。

引言

20世纪中国发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近代经济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制度变迁之一。1949年至1978年间，国家通过中央计划、沿公有化方向重新组织所有制结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以单位制度为基础的体系，从根本上重塑了地方产业结构和劳动关系的组织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动员进入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工业部门，他们在长期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接受政治教育和现代技术培训，生活和工作于高度组织的工厂、矿山和单位大院之中（Bray, 2005; Xie等, 2009）。这一变革不仅仅是工业化进程或所有制结构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劳动组织化过程：通过单位制度和公有制工业体系，国家将广大工人从分散的个体生产状态中引出，纳入由国家主导的、高度组织化的生产与社会生活体系，从而促进了新型劳动组织形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形成。本文始终将这一劳动组织化过程在地方层面所创造的组织嵌入性作为核心解释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转向以市场竞争、利润激励和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为特征的运行模式。单位制度逐步瓦解，终身就业保障被取消，大量国有企业经历了改制或退出市场，公司治理也日益市场化（Liu等, 2006）。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创造的组织载体已大多消失。然而，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正式制度形式的消解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有组织劳动关系——包括组织惯例、治理规范和组织网络——也已消散？我们考察这类组织遗产是否能够跨越制度载体而持续存在，以及如果确实存在，它们通过什么渠道与市场时期的企业行为相关联。

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为考察历史制度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直接且可观测的经验窗口。薪酬差距不仅反映了人力资本差异和市场竞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内部管理权威与工人外部选择之间的张力（Przychodzen和Gómez-Bezares, 2021）。本研究将社会主义改造所形成的组织嵌入性遗产与当代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联系起来，并提出一个核心命题：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有组织劳动关系，可能通过塑造工人的能力积累和企业的组织治理结构，与市场转型后企业的薪酬结构——特别是高管-工人薪酬差距——相关联。

在理论层面，这一历史遗产可能通过两条相互关联但性质不同的渠道发挥作用，二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有组织劳动关系在不同维度上留下的组织嵌入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在重塑工人组织归属的同时，也推动了配套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建设，从而提升了工人的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中的外部选择，我们将此称为工人能力渠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企业中所形成的工会组织传统和党建治理结构在市场化转型后仍保持一定程度的延续性（Walder, 1988）。它们通过组织监督和治理安排，塑造了企业内部薪酬决策所面临的组织约束，我们将此称为组织治理渠道。我们将这两个渠道视为理论上相互区分且彼此互补的机制，共同重塑了工人的能力禀赋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与治理过程。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时期所确立的相对议价地位会在当代企业中被机械地延续下去。历史遗产应被理解为对有组织劳动关系的持久但非决定性的组织约束，其方向与强度取决于后续的所有制结构和组织条件，而非自动传递至市场化时期的企业中。这种嵌入性的条件性视角与近年来的证据相呼应——社会嵌入性的治理后果取决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只有当权力足够均衡时，嵌入性纽带才能带来更好的结果（Cai等, 2024）。

为检验这一命题，本研究利用1985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在城市层面构建了一个衡量地方就业暴露度的历史指标，即公有制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规模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我们将此指标解读为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地方劳动力被纳入公有制工业组织的程度。虽然该指标与工业活动的总体规模有关，但它捕捉的是地方劳动力被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吸纳的深度，即工业化的组织维度，而非其规模维度。将此指标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年至2023年的高管-工人薪酬差距相匹配后，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位于历史上组织嵌入性更深的地区的企业，其内部薪酬差距显著更小，这一模式在各所有制类型中普遍成立。在逐步加入一般工业化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和三线建设及苏联援建项目暴露度等鉴别性控制变量后，该关联依然稳健，表明其捕捉到的社会主义组织嵌入性维度无法被一般工业化因素完全解释。机制分析为工人能力渠道和组织治理渠道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且这两个渠道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中的相对重要性在估计模式中存在差异。此外，空间溢出检验和政策冲击检验共同表明，这一遗产与本企业所在城市的歷史组织禀赋相关，并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均保持可观测性。

大量历史经济学研究表明，重大历史冲击往往通过嵌入制度和组织结构而产生持久的经济后果。关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掠夺性冲击可以通过侵蚀社会资本和制度能力来塑造长期发展轨迹（Nunn, 2008）。关于殖民基础设施的研究表明，早期的行政和交通网络塑造了地方治理结构和资源配置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效应，即便在制度转型后仍持续存在（Jedwab等, 2017）。这一论证借鉴了路径依赖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的选择可以留下持久的遗产，超越产生这些选择的正式制度安排（Mahoney, 2000; North, 1990; Pierson, 2000）。与这些外部施加的冲击不同，1949—197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内生的、国家主导的制度重构。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单位组织体系，它在地方层面创造了高度组织化的工业部门，并产生了组织密度和劳动关系结构方面的系统性地区差异。转型经济学文献同样强调，制度变迁不会线性地抹去既有制度安排的痕迹，历史制度遗产可以塑造后续的市场化进程（Liu, 2005; Xu, 2017）。这些地区差异在深度制度转型后是否持续存在，以及是否对当代企业的内部收入分配留下可观测的痕迹，仍是一个开放的实证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组织遗产的文献提供了重要见解。Walder（1988）发展了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框架来分析计划经济企业中的组织权威、激励安排和劳动控制，强调企业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负责就业、福利供给和社会整合的组织载体。关于单位制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企业与工人之间通过就业安全和长期合同所形成的组织关系（Bray, 2005）。在早期关于集体经济和公社经济的研究中，Chinn（1978）和Blecher（1985）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收入分配模式和平均主义思想提供了概念性讨论。关于中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研究表明，国家主导和其他组织传统继续以多种方式影响公司治理，市场化改革并未完全取代既有的权威结构（Wang, 2014）。关于农村去集体化的研究表明，集体化时期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方面形成的组织遗产对去集体化后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长期正向影响（Xu, 2017）。综合来看，这些证据表明组织制度遗产在转型经济体中广泛存在。然而，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制度形式或治理结构本身，而非底层的劳动关系和组织惯例能否跨越制度载体持续存在，进而塑造当代分配结果。

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后工资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的文献积累了丰富的证据。第一类研究刻画了改革时期城市工资不平等的演变，分解了教育、所有制、行业和地区的作用（Gustafsson和Shi, 2001），并记录了教育回报率上升的趋势（Appleton等, 2005; Zhang等, 2005）。近期分位数分析表明，1988—2008年间城市工资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主要反映了工资结构本身的变化（Appleton等, 2014）。第二类研究强调制度安排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包括所有制部门（Maurer-Fazio和Hughes, 2002）、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前的迁移和教育（Démurger等, 2009），以及财政分权（Zhang, 2006）、户籍制度（Liu, 2005）和住房改革驱动下的劳动力再配置（Iyer等, 2019）等制度改革。第三类研究识别了显著的空间工资效应，表明地区工资结构并非相互隔绝（Elliott和Zhou, 2015; Wang等, 2021）。与此并行，公司治理文献表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仅反映市场竞争，也反映治理结构以及管理权威与工人之间的相对地位（Conyon和He, 2011; Core等, 1999; Dosi等, 2020; Faleye等, 2013; Gong等, 2026）。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改革后的市场机制、所有制转型、人力资本回报和当代治理安排。本文的特色在于，它将这些当代工资和治理结果追溯至其历史组织根源（社会主义改造所确立的有组织劳动关系），而非将此类结果视为独立于改革前组织基础而独立产生的。

综合来看，上述四条文献线索虽然分别考察了历史冲击的长期效应、社会主义时期的组织遗产、改革后的工资不平等和企业治理，但尚未系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所形成的制度遗产是否持续塑造了市场化转型后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和收入分配的结构。关于有组织劳动关系的组织遗产能否跨越制度载体持续存在的直接实证证据仍然较为稀缺。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将社会主义改造解读为一个深刻的劳动组织化过程，并利用由此产生的组织嵌入性来解释市场化转型后企业治理和薪酬的差异，直接将历史组织密度的地区差异与当代企业薪酬结构联系起来。第二，在机制探索方面，本文考察了组织嵌入性与企业薪酬结构相关联的两条相互关联的渠道——基于教育和技能积累的工人能力渠道，以及由工会和党建治理所承载的组织治理渠道——并将这两个渠道视为理论上相互区分且彼此互补的机制，而非单一已验证的构念。第三，在实证层面，本文将基于1985年工业普查的城市层面历史组织嵌入性指标与企业层面薪酬微观数据相结合，在历史劳动组织数据与当代企业内部薪酬结果之间建立了一条极为直接的关联。

摘要与主要发现

本文利用1985年工业普查中"大中型工业企业目录"编制了一个城市层面的社会主义组织嵌入度指标，用于衡量2003至2023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薪酬不平等的长期历史来源。通过一系列有效性检验、稳健性分析和潜在传导渠道考察，本文发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建立的组织基础，仍然与当代企业的收入分配结构相关。这些发现共同为转型经济体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来源提供了一个"历史—组织"视角。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将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嵌入与企业内部薪酬不平等联系起来，提出可检验的假设，并识别出两个传导渠道及其适用边界条件。第3节构造核心变量并描述实证分析所使用的多源数据。第4节设计实证策略，包括基准面板模型、子样本回归、中介效应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5节报告实证结果，从描述性统计到异质性分析，并检验主要假设与机制渠道。第6节讨论中国在转型经济体中制度持续性的核心发现，指出研究局限，并提出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启示。

假设推导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不同地区在产业规模和劳动组织密度方面形成了系统性差异。这些历史差异并不会随着制度转型而自动消失，而是可能以"组织嵌入"的形式在市场条件下延续，塑造影响企业管理权、工人议价能力和治理约束——进而影响企业薪酬结构——的一系列因素。本节首先定义该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结合历史城市层面数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财务与产权数据以及来自多个来源的城市统计数据进行。这些数据用于构造分析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机制指标、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历史数据取自1985年工业普查"大中型工业企业目录"（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办公室）

基准模型与识别策略

在"企业—年份"层面估计以下面板模型，将每个企业匹配至其注册所属地级市的历史组织嵌入度（Legacy_std），以考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salary_head_{i,j,t} = α + β·Legacy_std_i + γ·X_{j,t} + θ·X?_j + μ_{p,t} + ε_{i,j,t}

其中"X_{j,t}"表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FE_prov×year"代表"省份×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聚类。A

主要效应

表3报告基准回归结果。在所有七种设定中，Legacy_std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在1%或5%水平上显著），取值范围约为?0.51（第3列）至?0.80（第5列）。由于Legacy_std为标准化的变量，上述估计意味着历史组织嵌入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高管与工人薪酬比将下降约0.5至0.8个单位，相当于

结论

本文利用1985年工业普查构建了一个城市层面的社会主义组织嵌入度指标，考察其与2003—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薪酬离散度之间的长期关联。以1985年公有制产业工人与城镇人口之比作为该指标，我们将其解读为当地劳动力被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产业组织的深度。城市层面组织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已知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资金支持

作者声明本文工作未获得任何资金支持。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王一帆：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可视化、软件、方法论、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思。

致谢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尤武月副教授提出的有益意见和建议。同时感谢各学术会议参与者对本文早期版本提出的建设性反馈。

王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