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试验区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城市间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Pilot Free Trade Zones and FDI Inflows: Dir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mong Chinese Cities

　　

基于地方导向的制度型改革是一种广泛采用的发展政策。本研究利用2000年至2021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自贸试验区（Pilot Free Trade Zones, FTZs）对城市层面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人员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并通过一般到具体（general-to-specific）的方法，在十种空间权重矩阵中选择数据支持的模型设定。SDM结果显示，FTZ状态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始终不显著，未提供明确证据表明邻近城市的FTZ政策环境会直接影响焦点城市的FDI。相比之下，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AR）的估计结果得出了稳健的正向空间自回归系数，表明城市间存在正向的空间依赖性和FDI集聚效应。因此，设立FTZ与处理城市的FDI流入显著正相关，并与邻近城市更高的FDI水平相关联，这与通过城际经济联系实现区域传导而非直接的政策溢出效应相一致。机制检验表明，FTZ对FDI的本地（直接）效应部分是通过增加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和扩张第三产业实现的。同时，空间集聚与产业结构相似性和互补性有关。异质性分析显示，从实质角度看，早期批次的自贸试验区和内陆自贸试验区与FDI的关联性更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地方导向型政策旨在改变特定地区的经济活动，但其净福利效应往往取决于对邻近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政策可能创造总体收益，将经济活动从未处理地区重新分配至处理地区，或产生本地收益后通过经济网络向外传导。中国自2013年起设立的自贸试验区（Pilot Free Trade Zones, FTZs）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导向型制度变革案例。FTZ通过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海关监管、跨境服务及行政审批等领域实施地理上受限的改革，降低了外资进入的制度成本。然而，尽管这些优惠制度在法律上仅限于FTZ范围内，外国投资者的区位选择却嵌入于跨越城市的供应商和客户网络中。因此，一个外国企业的进入可能会增加对专业化供应商、生产者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及互补性投资的需求，其影响范围可能超越东道城市。

现有文献虽已考察FTZ对东道城市的经济刺激作用及其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效应，但未能区分两种概念上截然不同的跨城相互依存来源：一是政策环境溢出效应（Policy-environment spillovers），即邻近城市的FTZ政策环境本身改变了焦点城市企业所面临的条件；二是市场驱动的活动传导效应（Market-driven propagation of activity），即FTZ诱导的本地FDI增长通过生产联系、供应链网络、劳动力市场互动等渠道传导至邻近城市。区分这两种渠道对于理解地方导向型政策的区域影响至关重要。本研究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旨在分离并识别FTZ对FDI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的不同来源。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2000年至2021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重点区分了政策环境溢出与市场驱动传导两种空间效应。主要结论包括：第一，FTZ的设立显著吸引了FDI流入东道城市，验证了其本地促进效应。第二，未发现系统性证据表明FTZ状态本身会直接改变邻近城市的FDI水平，即不支持政策环境溢出假说。第三，FDI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即一个城市的FDI增加与邻近城市更高的FDI水平相关联，这支持了FDI集聚（正向溢出）的市场驱动传导假说。综合来看，这些结果与FTZ产生本地投资增益，随后经济活动通过FDI联系在整个区域传导的机制一致。此外，机制分析发现，FTZ通过增加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和扩张第三产业来增强本地FDI吸引力；而跨城的空间依赖性在基于产业相似性或投入产出互补性的权重矩阵下更为显著，揭示了水平集聚与垂直传导两种路径。异质性分析显示，早期批次和内陆地区的FTZ效应更强。

三、关键技术方法

1. 1.
   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与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AR）：研究人员以SDM作为起点，该模型同时包含因变量（FDI）和自变量（FTZ状态）的空间滞后项。通过Wald检验判断模型是否可以简化为更简洁的SAR模型（仅包含FDI的空间滞后项）。这种一般到具体（general-to-specific）的策略有助于在统计上区分政策环境溢出（由FTZ空间滞后项捕捉）和市场驱动传导（由FDI空间滞后项捕捉）。
2. 2.
   多维度空间权重矩阵：为减少对单一空间关系定义的依赖，研究人员采用了十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行敏感性分析，包括：二进制邻接矩阵、逆距离矩阵、逆距离平方矩阵、截断距离矩阵（300km、500km、800km）、K近邻矩阵（k=5, k=10）、经济距离矩阵以及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3. 3.
   效应分解与机制检验：遵循LeSage and Pace (2009)的方法，将FTZ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对本地FDI的影响）和间接效应（通过空间反馈对邻近城市FDI的影响）。采用Baron and Kenny (1986)的三步法、Sobel Z检验和自助法（bootstrap）检验财政科技支出和第三产业扩张作为中介变量的本地传导机制。通过构建基于产业相似性（余弦相似度）和投入产出互补性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产业关联作为空间传导机制的假说。
4. 4.
   稳健性与安慰剂检验：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排除COVID-19时期、剔除直辖市、调整上海FTZ处理年份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进行了时间维度（将处理年份提前）和空间维度（随机分配处理状态500次）的安慰剂检验，以排除非观测因素或随机冲击驱动结果的担忧。

四、研究结果

4.1. 空间溢出效应

SDM估计结果显示，FTZ状态的空间滞后项（W×FTZ）在所有十种权重矩阵下均不显著，表明不支持政策环境溢出假说（H2a）。而FDI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证实了FDI存在正向空间依赖性。Wald检验进一步支持将SDM简化为SAR模型。SAR模型的效应分解显示，FTZ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约0.29-0.33），间接效应也显著为正（约0.04-2.64），表明FTZ不仅提升了本地FDI，还通过FDI集聚效应促进了邻近城市的FDI增长，支持了市场驱动的正向传导假说（H2b1）。

4.2. 稳健性检验

在加入额外控制变量、剔除2020-2021年疫情数据、剔除四个直辖市、以及调整上海FTZ处理年份后，所有核心结论保持不变，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4.3. 安慰剂检验

时间安慰剂检验显示，将FTZ设立年份向前推2年或3年的伪处理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不存在明显的预存趋势或预期效应。空间安慰剂检验中，500次随机分配处理状态的估计系数均值接近零，且真实估计值位于分布右尾，表明结果不太可能由随机因素驱动。

五、机制分析与异质性

5.1. 本地效应机制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FTZ设立显著增加了地方财政科技支出（SciTech）并扩张了第三产业增加值（Tertiary），这两个变量均是FTZ提升本地FDI的显著中介路径。这表明FTZ通过改善研发环境和强化服务业供给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5.2. 空间传导机制

当空间权重矩阵基于城市间产业结构的余弦相似度（衡量水平集聚）和投入产出互补性（衡量垂直传导）构建时，FDI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证实了FDI集聚效应可以通过产业相似性（共享知识、劳动力市场）和供应链上下游联系（投入产出关系）两种渠道在城市间传导。

5.3. 异质性分析

研究发现，早期批次（如2013-2015年设立）的FTZ相比后期批次，其对FDI的促进效应更强。此外，内陆地区的FTZ比沿海地区的FTZ表现出更强的FDI吸引效应，这可能反映了内陆地区在制度改善方面的边际收益更高。

六、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空间计量方法，首次清晰地将FTZ对FDI的空间效应区分为政策环境溢出与市场驱动传导两种渠道。研究发现，FTZ主要通过吸引本地FDI，进而经由产业关联（水平集聚与垂直传导）形成FDI的区域集聚，从而带动邻近城市FDI增长，而非通过直接的跨城政策扩散。这一发现对于优化FTZ布局、协调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含义：它表明FTZ的积极影响能够通过市场网络辐射至更广的区域，但同时强调了加强产业联系和供应链协同的重要性。研究结论指出，FTZ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其成功经验应注重通过市场力量而非简单的行政复制来实现区域推广，以实现地方化改革的整体福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