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Doe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improve African American representation on corporate 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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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将社区社会资本（community social capital）与董事会多元化（board diversity）联系起来的研究框架。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与利益相关者压力（stakeholder pressure）共同塑造了非裔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将社区社会资本（community social capital）与董事会多元化（board diversity）联系起来的研究框架。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与利益相关者压力（stakeholder pressure）共同塑造了非裔美国人董事的任命。密集的地方网络（dense local networks）拓展了少数族裔董事的领导力管道（leadership pipelines）。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增加了非裔美国人在董事会中的代表性。研究结果凸显了社会资本作为包容性治理驱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美国历史进程中，非裔美国人的权利与代表性始终是国家社会与政治话语的核心议题。尽管历经多年民权运动与社会进步，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系统性种族平等障碍依然存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进一步放大了全球对系统性种族主义与制度性不平等的关注，也凸显了非裔美国人在企业与组织治理结构中领导角色的重要性。然而，在利润驱动型组织中，非裔美国人的领导代表性仍然有限。尽管2021年以来增加非裔美国人董事任命的努力有所推进，但相关数据表明，将公众意识与倡导转化为持续的企业行动仍面临显著挑战。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对企业董事会中的非裔美国人代表性进行实证分析，聚焦于塑造非裔美国人领导层存在与晋升的因素。以往研究表明，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各方面，如市场竞争、成长机会和地理扩张等，会差异化不同企业的董事会结构。本文特别关注社区社会资本这一商业环境的关键要素，认为其可能与公司董事会结构，尤其是董事会中非裔美国人的存在密切相关。既有文献已揭示社会资本与企业道德决策过程（如财务报告质量和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高社会资本社区中嵌入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公民参与，通过降低对包括种族不公正在内的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度，以及对公平、公正和包容性领导选拔设定更高期望，提升了社会对组织的道德标准。此外，这些社区中活跃的社会网络与合作环境，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创造了更多领导力发展机会。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发现
研究人员利用1998年至2016年间美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及董事会成员的详细族裔信息，考察了公司总部所在县的社会资本水平与董事会中非裔美国人董事存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总部位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县的公司，其董事会更有可能拥有非裔美国人董事。这一正相关关系具有经济显著性：社区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董事会中存在非裔美国人董事的可能性相对于均值提高4.6%。该发现在单变量和多变量检验中均显著，并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logit、probit和Tobit回归等替代模型下保持稳健。在纳入公司层面和县层面的控制变量（如董事会结构和人口特征）以及公司、县和年份×行业固定效应后，结果保持一致。通过工具变量方法（以公司总部所在县到最近加拿大边境的距离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进一步确认了研究结果。
研究人员还通过考察公司总部迁移和州级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法规（non-shareholder constituency statutes）的采纳来深化分析。首先，当公司总部迁至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县时，董事会拥有非裔美国人董事的可能性增加，而迁至社会资本水平较低县的公司则未发现这种关系。其次，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法规颁布后，非裔美国人担任董事会董事的可能性增加。这些法规鼓励公司董事会在决策时考虑非股东利益，如当地社区，从而增强了这些社区的社会资本。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了以下关键方法：其一，构建县层面社会资本变量，基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东北部农村发展中心提供的四项指标，包括非营利组织总数（Nccs）、十类社会组织总数（Assn）、总统选举选民投票率（Pvote）和美国人口普查调查回复率（Respn），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提取第一主成分作为社会资本综合指标，并对缺失年份采用前一年数值进行回填。其二，因变量为董事会中是否存在至少一位非裔美国人董事的虚拟变量（AfA BD），稳健性检验中使用非裔美国人董事比例。其三，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作为基准回归模型，辅以logit、probit和Tobit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四，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公司总部所在县到最近加拿大边境的距离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其五，利用公司总部迁移事件和州级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法规的颁布作为准自然实验情境进行补充分析。样本来源为ISS（原IRRC/RiskMetrics）数据库提供的董事族裔信息，并与Compustat和CRSP数据库合并构建公司层面控制变量。
四、研究结果
样本分布：样本包含1998年至2016年间23,34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其中6,950个观测值的董事会中至少有一位非裔美国人董事，约占样本的30%。非裔美国人董事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交通运输、通信、电力燃气和卫生服务行业。
描述性统计：约29.8%的样本公司董事会中至少有一位非裔美国人董事。董事会平均人数为9.4人，其中非裔美国人董事平均不足一人。样本公司平均拥有7名独立董事和1.14名女性董事。公司平均经营年限约28.6年，CEO平均年龄56.2岁，约52.4%的公司-年度观测中CEO兼任董事长，CEO平均持有公司2%的股份。
基准回归结果：社区社会资本与董事会中存在非裔美国人董事的可能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标准差，非裔美国人董事存在的可能性相对于均值提高4.6%。该结果在纳入董事会特征、公司特征和县层面控制变量以及各类固定效应后依然稳健。
工具变量结果：以公司总部所在县到最近加拿大边境的距离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确认了社会资本与非裔美国人董事存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该关系具有因果解释力。
总部迁移分析：当公司总部迁至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县时，董事会拥有非裔美国人董事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迁至社会资本水平较低县的公司则未发现显著变化。
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法规分析：州级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法规颁布后，非裔美国人担任董事会董事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进一步支持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董事会多元化的机制。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从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和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视角阐释了社区社会资本影响董事会多元化的机制。从制度理论视角看，企业嵌入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为维持合法性会调整组织实践以符合主流社会规范和期望。高社会资本社区中活跃的信息交换和沟通，促进了关于董事会多元化倡议及其潜在收益的见解在社区内传播，强化了关于企业责任的社会规范，增加了企业促进董事会多元化的规范性压力。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看，位于高社会资本县的企业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工人、贷款者和客户）关系更为紧密，这些利益相关者期望企业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促使管理者采纳社会责任实践。这也与Bénabou和Tirole（2010）提出的委托慈善（delegated philanthropy）概念一致，即个人将社会动机行动委托给能够代表其追求这些目标的组织。
此外，根据Abascal等（2021）的研究，在美国白人眼中，非裔美国人相对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被视为种族多元化的主要象征。因此，促进种族多元化的规范性压力，尤其是在高社会资本社区中，可能转化为公司董事会中非裔美国人董事代表性的不成比例增长。同时，高社会资本社区中充满活力的社会网络和合作环境，通过增强可见性、导师指导、赞助和接触有影响力的网络，拓宽了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的合格候选人储备池，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创造了更多领导机会。
本研究的结论是：社区社会资本是美国公司董事会中非裔美国人代表性的关键治理因素。总部位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县的公司更有可能在董事会中拥有非裔美国人董事。这一发现表明，地方社会资本的益处延伸至塑造更具包容性的企业领导层。研究结果凸显了社会资本作为包容性治理驱动因素的重要作用，为企业通过响应地方社会背景和更广泛社会期望的治理实践来改善多元化与包容性努力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