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情境下警察合法性感知的多维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州市72个社区的实证证据

《Frontiers in Psychology》：Perceptions of police legitimac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vidence from Guangzhou, China

　　

摘要 引言：理解公众对执法信任的基础对于有效治理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非西方情境下。尽管程序正义理论（procedural justice theory）在中国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实证关注，但现有研究结果不一，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互动经历、邻里环境条件以及制度嵌入因素对警察合法性感知（police legitimacy perceptions）的联合影响。 方法：本研究利用来自广州市72个多元化社区的1,899名居民调查数据，考察警察合法性感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塑造合法性感知的因素划分为五大领域：个体属性、程序/分配正义（procedural/distributive justice）、警务绩效评估（pol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s）、法律社会化经历（legal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以及社区环境感知。研究人员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模型估计各领域对合法性感知的相对贡献。 结果：警务绩效评估与感知合法性关联最强，其中警务工作能力（police work capability）是最强的正向相关因素，其次是对警察的总体满意度以及盘查有效性感知。程序正义与分配正义亦产生显著但相对较弱的影响，而法律社会化经历——尤其是曾被盘查经历以及更严格的守法态度——与较低的合法性感知相关。在个体层面，本地户籍持有者报告更高的合法性感知，而已婚个体及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的居民则意外报告较低评价。在环境特征方面，社区凝聚力（community cohesion）与更高的警察合法性感知相关。 讨论：上述结果补充并拓展了现有模型，凸显了中国城市情境下合法性形成的语境特异性。研究结果强调，警务策略应优先关注日常高质量的警民互动与社区参与。

论文解读：中国城市情境下警察合法性感知的多维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州市72个社区的实证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理解公众对执法机构信任的基础是犯罪学与公共政策领域的核心议题。以Tyler基于过程的法律社会化模型（process-based model of legal socialization）为代表的大量研究确立了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即公民在与权威机构接触过程中受到公平、尊重对待并享有表达机会——作为警察合法性感知（police legitimacy perceptions）的首要塑造因素。然而，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呼吁对该理论框架在不同人群与情境中的适用性进行更细致的审视。已有证据表明，警察合法性的决定因素可能因年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显著变化。例如，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其对警察合法性的判断不仅受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影响，还深受与其他权威人物关系的中介作用；在巴西、尼日利亚、韩国等非西方情境中，法律犬儒主义（legal cynicism）、强制性警务接触以及工具性效能与程序正义的互补关系均对合法性判断产生过程式模型未能预见的影响。

更为关键的是，现有证据基础存在显著的地域失衡：绝大多数警察合法性研究在西方社会开展，对中国等非西方特大城市中合法性形成的独特机制理解有限。中国的制度结构、社区组织形式及警民互动模式可能产生现有模型未能充分捕捉的独特合法性构型。已有中国情境研究揭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发现：中国公民倾向于混淆程序导向与结果导向的信任；不同层级警察机构的公众信心存在差异；客观失序犯罪并不直接作用于警务绩效感知；城市居民的结果导向信任低于农村居民。尽管既有文献日益关注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背景变量以及警民关系动态和邻里条件，但这些因素大多被孤立地考察。

综合来看，当前警察合法性感知研究存在两大缺口：第一，各因素集的相对重要性——即哪类因素对合法性感知影响最强——在非西方情境中仍未得到解决，对竞争性机制的系统比较依然稀缺；第二，证据基础地域失衡，对中国特大城市中独特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和社区结构的实证关注有限。为弥补上述缺口，本研究基于广州市72个多元化社区的原始调查数据，构建了整合个体属性、程序/分配正义、警务绩效评估、法律社会化经历和社区环境感知五个维度的综合分析框架，旨在评估各维度对合法性感知的相对贡献、考察户籍与邻里社会组织等情境特定因素的作用，并为非西方特大城市的警务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本研究以广州市为调查地点，该市面积7,434平方公里，2024年常住人口达1,897.8万，其中近半数为无广州户籍的流动人口。调查于2024年11月至12月间在72个社区开展，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首先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将2,775个社区聚为七类（社会保障房社区、中等收入社区、大学社区、郊区老龄化社区、中心老龄化社区、中心流动人口社区和郊区流动人口社区），结合空间分布与实地调研按比例选取72个代表性社区；随后依据年龄、性别和户籍状态按比例分配问卷。两轮面对面调查共回收1,899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5.4%。因变量警察合法性感知通过四个条目测量，涵盖情感信任/尊重、服从义务和规范一致性三个维度。自变量分为五组：个体属性（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状态、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居住时长、感知社区社会经济地位、粤语熟练度）、程序/分配正义、警务绩效评估（盘查有效性、警察廉洁感知、警务工作能力、警察满意度）、法律社会化经历（是否求助警察、是否被盘查、与警察接触频率、法律态度、社区规范认同）以及社区环境感知（物理失序、社会失序、社区凝聚力）。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LS）线性回归模型，逐步纳入变量集构建三个模型，同时估计非标准化和标准化系数，并报告社区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由于三个环境变量的社区内方差均大于社区间方差，多水平模型不适用于该调查数据。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个体属性的影响。 仅包含个体属性的模型1解释力有限（调整后R2=0.013），说明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变量单独作用时预测能力较弱。在完整模型3中，婚姻状况（β=?0.068，p<0.01）和感知社区社会经济地位（β=?0.053，p<0.01）与警察合法性感知显著负相关，表明已婚居民和感知社区地位较高的居民倾向于报告更低的合法性评价。本地户籍状态（β=0.067，p<0.05）与合法性感知显著正相关，表明本地居民倾向于报告更高的合法性评价。粤语熟练度未成为显著预测因素。

程序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影响。 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均与警察合法性感知显著正相关，其中分配正义（标准化β=0.096，p<0.001）的关联强度高于程序正义（标准化β=0.046，p<0.1），表明公平对待和公平结果即使在控制绩效评估后仍是合法性的重要贡献因素。

警务绩效评估的影响。 盘查有效性、警务工作能力和警察满意度均与合法性感知显著正相关。其中警务工作能力关联最强（标准化β=0.278，p<0.001），其次是警察满意度（标准化β=0.197，p<0.001）和盘查有效性（标准化β=0.113，p<0.001）。警察廉洁感知呈正相关但未达统计显著水平。

法律社会化经历的影响。 曾被警察盘查（β=?0.072，p<0.01）和更严格的守法态度（β=?0.068，p<0.001）与合法性评价显著负相关，表明曾经历警察盘查的居民以及持有更严格法律态度的居民倾向于报告更低的合法性评价。

社区环境感知的影响。 社区凝聚力（β=0.047，p<0.05）与合法性感知显著正相关，表明社区社会纽带和相互信任较强的居民倾向于更积极地看待警察。物理失序呈负相关但未达统计显著水平（β=?0.029，p≈0.104），社会失序系数不显著，研究人员将其归因于测量局限性而非真实无关联。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警民互动因素压倒性的解释力：纳入这些变量后模型解释力从1.3%跃升至近40%，凸显日常警民接触体验对合法性感知的首要作用。这一结果既与程序正义范式相呼应又对其构成挑战：在中国城市情境中，工具性绩效考量可能承载显著的独立权重，但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仍保持显著关联，表明工具性动机与规范性动机并非竞争性替代，而是互补性路径。被盘查经历的负面效应与全球范围内对主动执法策略合法性成本的关切相呼应。个体属性方面，感知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和已婚状态与合法性负相关的发现支持了"合法性悖论"（legitimacy paradox）——更高社会地位反而促成更严格的审视而非更大信任。本地户籍持有者报告更高合法性，表明制度内部人倾向于更积极地看待城市权威，但户籍效应相对温和，其影响可能被直接警务经历所中介或掩盖。社区凝聚力与合法性正相关的发现与集体效能理论（collective efficacy theory）一致，而物理失序与社会失序的差异效应表明环境特征需细分考察而非作为单一构念处理。研究结论强调，中国及其他非西方特大城市的警务政策应果断转向常规化、依法执法的模式，优先关注日常互动的质量，将警务培训与考核导向不仅关注打击犯罪指标，更注重程序正义原则——以尊严对待公民、做出公平透明的决策、展现真诚的助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