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子女情绪讨论的情绪鼓励与情绪阻碍：跨发展阶段的亲子精神病理症状关联

《Frontier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Parental en(dis)couragement of emotional discuss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relations with psychopathology symptoms across developmental periods

　　

引言：本手稿对父母在与子女进行情绪相关讨论时使用情绪鼓励（emotion encouragement, EE）和情绪阻碍（emotion discouragement, ED）的情况提供初步见解，并考察EE与ED是否随儿童年龄不同而变化。方法：一个社区样本包括104名儿童青少年（M_age = 8.78岁；53.8%女孩）及其父母（85.2%母亲），完成针对三类离散情绪情境的实验室情绪讨论：担忧/害怕、愤怒/挫败、高兴/兴奋。结果：观察发现，无论讨论何种情绪，父母使用EE较频繁、使用ED较少；双变量分析中儿童年龄与EE或ED使用无关。与假设相反，父母在愤怒/挫败和担忧/害怕讨论中使用EE的可能性显著高于高兴/兴奋讨论。父母在三类离散情绪讨论中使用ED的可能性无显著差异。父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症状而非内化症状与担忧/害怕讨论中观察到的ED相关；未发现父母精神病理与EE/ED的其他显著关联。儿童年龄与父母EE在预测儿童内化症状（internalizing symptoms）方面出现两个显著交互作用，年幼儿童（4–7岁）呈正相关，而童年中期或青春期青少年无此关联。讨论：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提示情绪社会化（emotion socialization, ES）研究和干预需同时考虑儿童发展阶段和父母ADHD症状。

论文主体解读：该研究聚焦父母对子女情绪讨论的情绪鼓励（emotion encouragement, EE）与情绪阻碍（emotion discouragement, ED），并考察其与亲子精神病理症状在学前至青春中期的发展关联。研究背景方面，情绪社会化（emotion socialization, ES）实践，如父母示范、情绪讨论及对儿童情绪的回应，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情绪发展。既有关于ES与儿童内化症状（internalizing symptoms）、外化症状（externalizing symptoms）的研究多依赖回顾性自评或青少年报告，易受回忆偏差和社会赞许偏差影响；观察性研究则多采用情绪回忆任务，关注父母情绪语言内容、详述性陈述和提问等。Morelen和Suveg等发展的范式将EE与ED编码结合，EE指对儿童情绪表达的口头/非口头承认、验证或鼓励，ED指父母回避、忽视、贬低或以否定/惩罚方式回应儿童情绪。已有少量观察研究显示EE/ED与儿童适应或适应不良结局相关，但研究多集中于孤立发展阶段，且主要讨论负性情绪，正性情绪研究不足；父母精神病理与EE/ED关系的研究也很少。因此，该研究在三个离散情绪情境中考察父母EE/ED，并检验父母ADHD与内化症状是否预测EE/ED，以及EE/ED与儿童内外化症状的关联是否随儿童年龄不同。研究结论为：父母EE使用频繁而ED较少；EE在负性情绪讨论中高于正性情绪讨论；仅父母ADHD症状与担忧/害怕讨论中ED增加相关；EE与儿童内化症状的正关联主要见于年幼儿童。其意义在于提示ES研究和干预需关注儿童发展阶段及父母ADHD症状。

关键技术方法概述（不超过250字）：样本为美国弗吉尼亚西南部社区招募的104名4–15岁儿童青少年及其父母（84.6%母亲；儿童M_age=9.43，SD=3.35；53.8%女孩）。家庭完成改良情绪互动任务，围绕担忧/害怕、愤怒/挫败、高兴/兴奋各讨论3分钟，视频以15秒时间块编码父母EE/ED。父母完成抑郁焦虑压力量表-21项（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 Item, DASS-21）和Barkley成人ADHD评定量表-IV（Barkley Adult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Rating Scale-IV, Fourth Editions, BAARS-IV）；儿童精神病理采用行为评估系统第三版（Behavior Assessment System for Children, Third Edition, BASC-3）。分析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Firth惩罚 logistic 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及Johnson-Neyman技术。

研究结果：不同离散情绪下父母EE与ED的差异：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父母ED在三类情绪讨论间无显著差异；EE存在显著差异，父母在愤怒/挫败和担忧/害怕讨论中鼓励情绪讨论的时间块比例显著高于高兴/兴奋讨论。父母精神病理与EE/ED的关系：采用Firth惩罚 logistic 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控制儿童年龄和出生性别后，仅父母ADHD症状与担忧/害怕讨论中ED显著正相关（OR=1.34），父母内化症状及父母精神病理与EE的其他模型均无显著关联。父母EE/ED与儿童精神病理的关系：线性回归含儿童年龄交互项，并分别控制用药状态或既往诊断；儿童年龄显著调节父母EE与儿童内化症状的关联，担忧/害怕讨论中EE与内化症状在4.00–7.41岁儿童中呈显著正相关，童年中期和青春期不显著；高兴/兴奋讨论中EE×年龄交互显著，但简单斜率均不显著；未发现其他EE/ED主效应或年龄交互。稳健性检验：错误发现率校正后α=0.033，主要发现仍显著。

讨论部分总结：讨论指出，父母ADHD症状可能与对儿童担忧/害怕情绪的阻碍有关，提示对ADHD症状较高的父母可考虑家庭聚焦干预；父母内化症状与EE/ED无显著关联，可能与社区样本症状变异有限、既往研究多使用临床/高危样本及不同症状组合有关。EE与儿童内化症状的正关联仅见于年幼儿童，提示学前及早期学龄儿童仍主要依赖父母理解与调节情绪，而青春期可能不同；但横断面设计不能确定方向，需纵向观察。局限包括样本量较小、家庭多为中上社会经济地位且以白人非拉丁裔为主、EE/ED评分信度一般、ED变异有限、任务可能反映任务参与、仅测量ES的一个方面、社区样本症状总体较低。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对两个较小研究领域作出贡献：其一，父母精神病理在其ES养育实践中的作用；其二，父母与子女情绪讨论同儿童精神病理症状的关联。研究优势包括在包含正性和负性情绪的离散情绪讨论任务中使用行为观察，并因样本年龄跨度较大而能够考察ES实践的发展差异。研究发现与强调父母在儿童早期情绪社会化和调节中更积极角色的理论模型一致。鉴于大量研究将父母情绪失调和情绪反应与青少年结局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将结果解释为不同ES实践在发展后期可能具有不同影响。结果初步提示，ES干预宜根据儿童年龄采取细致入微的方法，以鼓励亲子情绪讨论并促进儿童适应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