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Forests and Global Change》：Underforest economy particip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child welfare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mountainous household surve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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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农村家庭参与林下经济与多维儿童福利之间的关系。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2023年在湖南省五个山区县开展的针对786户有7–15岁儿童家庭的有目的调查。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涵盖教育、健康、心理健康、照护和发展机会的福利指数。分析采用了村庄
摘要
引言：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农村家庭参与林下经济与多维儿童福利之间的关系。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2023年在湖南省五个山区县开展的针对786户有7–15岁儿童家庭的有目的调查。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涵盖教育、健康、心理健康、照护和发展机会的福利指数。分析采用了村庄聚类稳健标准误的回归模型、替代性福利度量与设定形式、倾向得分匹配、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以及基于历史林业站可达性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林下经济参与与福利指数增加0.141个单位相关，相当于0.383个标准差。教育、健康、心理健康和照护维度均呈现正向关联；发展机会的估计值为正，但统计精度不足。基线关联在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定。历史林业站可达性能够预测参与行为，且在县级和乡镇级固定效应下，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均为正。参与家庭报告了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教育支出、更高的父母本地就业和陪伴水平，以及更低的父母迁移率。儿童每周家务/帮工时间增加了0.576小时。讨论：研究结果与资源增强和照护保留两条介于林下经济参与和儿童福利之间的作用路径一致，同时伴随时间分配的权衡。森林生计项目在评估家庭收益时，应考虑儿童的就学、照护和劳动需求。
一、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森林生计在自然资源保护、农村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中占据核心位置。林下经济活动作为森林生计策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涵盖林下或林缘开展的生产与服务活动，包括菌菇栽培、药材种植、养蜂养禽、林特产品采集加工及旅游服务等。政策上，这类活动常被期待产生“双重红利”，即在提高农村收入的同时维持森林覆盖并促进生态友好型资源利用。然而，家庭层面的福利提升并不必然转化为所有家庭成员平等受益。儿童福利取决于家庭内部收入、时间、照护、教育、营养、健康投资、情感支持与劳动需求等多方面资源的重新组织。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家庭收入或生计多样化，对林下经济参与如何通过家庭内部资源重组影响儿童多维福利关注不足。
理论上，林下经济参与既可能通过增加家庭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子女教育投入，也可能通过创造本地就业减少父母外出迁移，从而增强日常照护与情感陪伴；但与此同时，林下生产往往依赖家庭劳动，可能增加儿童的劳动参与时间，挤占学习与休息时间。基于Becker家庭人力资本与时间配置理论框架，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四条可检验假设：H1，林下经济参与在资源与照护收益主导生产时间成本时，与多维儿童福利正相关；H2a，参与与家庭收入及教育支出提高一致，支持资源增强路径；H2b，参与与父母本地就业增加、迁移减少及亲子陪伴增加一致，支持照护保留路径；H3，参与可能增加儿童劳动/帮工时间，反映家庭生产中的时间分配权衡；H4，上述关联可能因家庭收入、留守状态、性别及村庄林下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异质性。
该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三方面：一是将森林生计研究从家庭收入层面拓展至儿童层面的多维福利；二是在Becker式家庭人力资本与时间配置框架内，将资源、迁移、照护与家庭生产边际联系起来；三是识别森林型本地生计的潜在独特性——这些活动以家庭林地与生态资产为基础，在地理上锚定于村庄，并依赖季节性家庭劳动，其特征组合可能使父母留在家乡的同时增加对儿童劳动的需求，而这一点是单纯收入评价无法捕捉的。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2023年在湖南省靖州、石门、新化、桑植、会同五个山区县开展的786户有学龄儿童家庭的有目的调查数据，构建了涵盖教育、健康、心理健康、照护和发展机会五个维度的儿童福利指数。基线回归结果显示，林下经济参与与福利指数增加0.141个单位相关（相当于0.383个标准差）。教育、健康、心理健康和照护维度均呈现显著正向关联，发展机会维度估计值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参与与家庭收入和教育支出增加、父母本地就业概率提高、亲子陪伴时间增加及父母迁移概率降低相关，同时与儿童每周家务/帮工时间增加0.576小时相关。工具变量估计进一步支持了基线发现。该研究对于理解森林生计政策如何通过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和照护安排影响儿童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政策意义。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23年6月至8月在湖南省五个山区县开展的有目的家庭调查，最终样本包括40个村庄的786户有学龄儿童家庭。研究人员构建了非重叠多维儿童福利指数：先将调查指标归入教育、健康、心理健康、照护和发展机会五个维度；再将所有指标定向为越高代表福利越好；最后将原始指标标准化，计算各维度均值和五个维度的等权平均。基线回归采用聚类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并控制儿童、家庭和村庄特征及县级固定效应。为处理参与的内生性，采用2012年村庄到最近林业技术推广站或林业工作站的指数衰减可达性作为排他性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福利度量与处理强度指标、村庄固定效应、倾向得分匹配、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以及Oster系数稳定性诊断。
四、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证据
未调整均值比较显示，参与家庭儿童福利得分高出6.190分（60/12量表），且参与家庭报告更高的家庭收入、教育支出、亲子陪伴时长和儿童劳动时间。该描述性对比揭示了本研究的核心张力：参与家庭拥有更多资源和家长陪伴，但儿童承担更多生产辅助劳动，因此需通过多元回归进一步检验条件关联。
4.2 基线结果
六个递进回归设定中参与系数均为正且统计显著：双变量模型为0.191，加入儿童特征为0.190，加入家庭控制为0.166，加入村庄控制为0.144，偏好设定（含县级固定效应）为0.141，村庄固定效应模型为0.138。系数在连续三种设定间的稳定性降低了关联由可观测家庭构成或村庄间差异驱动的担忧。在偏好设定中，参与对应的福利指数增幅为0.383个标准差，相当于60/12得分增加4.59分。
4.3 福利维度
将福利指数分解为五个非重叠维度后，参与与教育（0.118）、健康（0.089）、心理健康（0.249）和照护（0.178）维度呈显著正向关联。教育维度的显著结果与收入和支出渠道一致；健康系数表明参与也关联于更好的基本身体福利；心理健康与照护结果说明关联不仅是物质性的，还可能反映父母在场、亲子沟通和日常支持的增强。发展机会估计值为正（0.073）但未达统计显著水平（p=0.187），数字接入、兴趣活动与学校可达性部分依赖个体家庭难以改变的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林下参与可能更密切关联于家庭可控的福利维度。
4.4 机制分析
参与与对数家庭收入（0.348）和对数教育支出（0.337）正相关，与父母本地就业概率（0.242）和每周亲子陪伴时间（0.954小时）正相关，与父母迁移概率（?0.242）负相关，并与儿童每周劳动/帮工时间（0.576小时）正相关。收入与教育支出结果支持资源增强通道；本地就业增加、迁移减少和陪伴增加支持照护保留通道；儿童劳动时间的增加则表明时间分配权衡的存在。按年龄分组检验显示7–12岁组系数为0.646小时、13–15岁组为0.454小时，两组均显著但组间差异不显著，时间分配权衡在两组中均存在而非集中于较大儿童。
4.5 异质性
分组回归显示，低收入与非低收入家庭、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男孩与女孩六个亚组内的点估计均为正且统计显著。正式交互检验中，收入、留守和性别分组的交互项在5%水平上不显著；与村庄林下发展的交互项在10%水平上弱显著（p=0.080），仅在提示性层面解释。结果不支持将林下经济参与视为仅对贫困家庭或留守儿童起作用的机制，其在本地收入分布上可能具有广泛关联，但低收入和留守儿童因资源短缺和照护不足更为脆弱，政策上仍需特别关注。
4.6 稳健性检验
扩展福利指数系数为0.165（0.441个标准差），加入调查月份固定效应后基线估计基本不变，村庄与月份固定效应模型为0.138。处理强度的收入份额与对数林下收入均与福利正相关，表明结果不限于二值参与对比。倾向得分匹配估计为0.166，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估计为0.138，与基线结果一致。Oster系数稳定性诊断显示，在Rmax设为完全控制模型R2的1.3倍时，不可观测选择需约为可观测选择的1.21倍才能将系数降至零，该比例仅中度超过1，既不支持完全否定关联也不支持忽略偏误的强主张，历史站点工具变量分析因此作为独立的依假设检验存在。
4.7 历史林业站工具变量估计
县级固定效应一阶段中，历史林业站可达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参与概率提高0.120，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为46.81；乡镇固定效应设定中一阶段系数为0.107，F统计量为17.40。县级固定效应两阶段最小二乘系数为0.203（Anderson-Rubin p=0.043），乡镇固定效应系数为0.311（Anderson-Rubin p=0.019），加入调查月份固定效应后估计为0.209，使用对数历史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时估计为0.204。内源性检验均未拒绝参与的外生性，因设计为恰好识别，无法进行过度识别检验。IV结果与基线发现一致，但其因果解释仍取决于排他性约束的成立。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将森林生计讨论从家庭收入转向儿童福利。收入是福利的投入而非福利本身，收入能否转化为儿童福利取决于家庭偏好、约束、议价、时间配置和公共服务条件。机制结果表明关联不仅是货币性的，林下参与通过创造本地就业软化父母在外出高工资与居家日常照护之间的权衡，这一照护保留路径有助于解释照护与心理健康维度的较强响应。儿童劳动时间的增加防止了对林下经济的单边利好解读，提示生计项目应监测儿童时间使用，避免生产扩张过度挤占教育、休息和娱乐。发展机会维度的弱关联可能反映其对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依赖超出了单个家庭可改变的范围。局限性方面，横截面设计限制因果解释；样本为湖南五县有目的抽样而非省级或全国代表性样本；劳动度量记录每周时长但未细分任务危害性或学业干扰。
结论部分核心发现为：在偏好设定中，林下经济参与与儿童福利指数增加0.141个单位相关（SE=0.028），相当于0.383个标准差。该关联在替代福利度量、处理强度设定、固定效应模型和调整可观测选择的估计方法下均保持为正。IV估计与基线发现一致，但其因果解释仍以排他性约束为条件。参与与家庭收入和教育支出增加、父母本地就业增加、迁移减少及亲子陪伴增加相关，与资源增强和照护保留路径一致；同时，参与家庭儿童每周多花费0.576小时帮助家庭生产，提示潜在时间分配权衡。政策上，林下经济项目应超越产量和家庭收入视角，关注其对家庭和儿童发展的影响；林业部门、村集体、合作社和学校可在劳动密集生产期联合监测儿童就学、照护和时间使用；劳动节约技术、成人劳动互助安排、课后服务和针对脆弱家庭的支持有助于在保留林下发展收入与照护收益的同时限制对儿童时间的过度需求。林下经济应被视为具有重要家庭内部后果的地方生计策略，将生态资源开发与农村教育、公共服务和儿童保护改善相结合的政策更有可能将家庭生计收益转化为儿童福祉的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