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Psychiatry》：Association between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psychoactive substance us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from Argentina, Colombia and 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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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物质使用是拉丁美洲年轻人中的常见问题，并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后果。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相关的变量之一是应激性生活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s, SLEs）。SLEs可包括创伤性经历、重大丧失、人际冲突、经济困难等。目的 探讨贫困城市环境
背景 物质使用是拉丁美洲年轻人中的常见问题，并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后果。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相关的变量之一是应激性生活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s, SLEs）。SLEs可包括创伤性经历、重大丧失、人际冲突、经济困难等。目的 探讨贫困城市环境中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中SLEs数量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之间的关联。方法 在这项横断面研究中，研究人员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和利马的弱势城市环境招募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数据收集于2021年4月至2022年11月。使用改编的青少年适宜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Appropriate Life Events Scale）评估截至一年前一生中经历的SLEs数量，该量表询问30项SLEs。近三个月精神活性物质使用为自评，分析六个结局：酒精、烟草、大麻、镇静剂、其他药物以及使用三种或以上物质。采用对数连接和稳健方差的Poisson族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GLMs）估计粗和调整患病率比（prevalence ratios, PRs）。结果 分析2378名参与者的数据。与0–5项SLEs的参与者相比，一年以前经历10–22项SLEs的参与者在近三个月六个结局中的四个具有更高的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患病率：烟草（PR：1.69，95% CI 1.37–2.08）、酒精（PR：1.23，95% CI 1.13–1.35）、大麻（PR：1.75，95% CI 1.35–2.26）以及三种或以上精神活性物质（PR：1.85，95% CI 1.35–2.53）。结论 在波哥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利马弱势城市地区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中，经历更多SLEs与烟草、酒精、大麻以及三种或以上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相关。早期识别经历过多次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年轻人至关重要，以便实施干预防止其转向精神活性物质。临床试验注册号 不适用。
研究背景：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在拉丁美洲年轻人中常见并影响心理健康。应激性生活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s, SLEs）包括创伤性经历、重大丧失、人际冲突、经济困难等。生命历程视角（life course perspective，强调健康与行为受贯穿生命周期的经历、累积和情境轨迹塑造）认为，早期暴露可依时序、累积及社会历史情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持久影响。既有证据显示，低社会经济地位、失业、住房不稳定或无家可归等结构因素，以及社区犯罪、失序和毒品市场邻近性等社区因素与物质使用相关；家庭和人际相关SLEs亦高度相关，包括童年暴力暴露、目睹家庭内潜在创伤经历、亲友丧失和欺凌。既往横断面和纵向研究记录，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SLEs者成年后更可能使用酒精、烟草、大麻、可卡因、安非他明等精神活性物质；SLEs可影响情绪、认知和社会发展，使个体易采取包括物质使用在内的风险行为。精神活性物质使用通常始于青春期并在年轻成人期更频繁；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秘鲁等中等收入南美国家，至少30%青少年报告一生中使用过精神活性物质。中低收入国家中SLEs与物质使用关系研究较少，且弱势社会经济环境可能使SLEs对后续物质使用影响更大。既往研究局限包括：常用SLEs工具仅评估虐待和家庭功能失调；多数研究主要评估合法物质，对大麻、可卡因或阿片类等证据较少。基于此，研究人员在OLA Programme框架下，纳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哥伦比亚波哥大和秘鲁利马弱势城市环境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评估SLEs数量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关联，采用较全面的SLEs列表并纳入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研究结论为SLEs数量较多与烟草、酒精、大麻及三种或以上物质使用相关；其意义在于为拉丁美洲弱势城市环境中早期识别高危年轻人和预防物质使用提供证据。
关键技术方法（≤250字）：样本来自OLA Programme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和利马弱势城市地区开展的横断面研究，共分析2378名15–16岁青少年和20–24岁年轻成人，数据收集于2021年4月至2022年11月，采用便利抽样及线上/纸质问卷。SLEs以改编的Adolescent Appropriate Life Events Scale自报评估一年以前经历的30项事件并按三分位分组；近三个月物质使用以酒精、吸烟和物质参与筛查测试（Alcohol, Smoking and Substance Involvement Screening Test, ASSIST）西班牙版自报评估烟草、酒精、大麻、镇静剂、其他药物及三种或以上物质使用。采用Connor-Davidson心理韧性量表-10（CD-RISC-10）和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12（MSPSS-12）测量心理韧性和感知社会支持；以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 DAG）选择混杂变量，采用Poisson族广义线性模型（GLM）对数连接和稳健方差估计粗及调整患病率比（PR），并按年龄组进行交互分析。
研究结果：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参与者特征）：通过描述性分析显示，参与者多来自哥伦比亚（40.1%），年轻成人占55.0%，女性占65.0%；15.1%参加青年团体，11.7%参加宗教团体，32.3%参加艺术活动；46.4%曾在人生某时连续至少30天感到痛苦。近三个月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患病率为烟草18.8%、酒精54.9%、大麻11.8%、镇静剂5.6%、其他精神活性物质1.9%、三种或以上物质9.5%；三种或以上物质使用在阿根廷为19.5%、哥伦比亚7.9%、秘鲁3.7%。SLEs中位数在青少年为6（四分位距4–9），在年轻成人为7（4–10）。
Frequency of SLEs（SLEs频率）：通过SLEs条目频率分析显示，30项SLEs中24项至少由10%参与者报告；最常见者包括家人成为袭击或抢劫受害者（53.5%）、父母分离（44.0%）、本人成为袭击或抢劫受害者（43.4%）、亲近者死亡（42.2%）、遭受身体或心理欺凌（39.7%）、家庭持续经济困难（36.2%）和遭受性骚扰（23.3%）。
Association between SLEs and use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SLEs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关联）：通过粗和调整Poisson回归分析显示，SLEs数量较多与各物质使用及三种或以上物质使用患病率较高相关；调整模型中，与0–5项SLEs相比，经历10–22项SLEs与烟草（PR：1.69，95% CI 1.37–2.08，p<0.001）、酒精（PR：1.23，95% CI 1.13–1.35，p<0.001）、大麻（PR：1.75，95% CI 1.35–2.26，p<0.001）和三种或以上精神活性物质（PR：1.85，95% CI 1.35–2.53，p<0.001）使用患病率较高相关；六个结局中的四个观察到关联，所有回归模型未见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
Association between each SLE and use of three or more psychoactive substance（各SLE与三种及以上物质使用关联）：通过对30项SLEs分别计算粗和调整PR显示，结果存在异质性，13项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R最高者为曾流落街头（PR：2.17）、被学校开除（PR：2.00）和被停学（PR：1.87）。
Interaction analysis according to age group（按年龄组的交互分析）：通过按年龄组分层Poisson回归及似然比检验显示，年龄组作为潜在效应修饰因素时，近三个月任何物质使用结局均未见统计学显著交互效应。
讨论部分总结：主要发现与解释方面，SLEs数量较多与烟草、酒精、大麻及三种或以上物质同时使用患病率较高相关。与既有文献对比方面，2021年系统综述发现SLEs数量与18–29岁年轻成人酒精、烟草、大麻和其他药物使用相关，但其中仅一项南美研究且仅限哥伦比亚大学生并关注酒精和大麻；巴西15岁青少年研究显示多重SLEs与酒精、烟草、大麻和其他药物使用正相关；多数可得证据来自高收入国家，英国前瞻性队列显示调整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后不良童年经历仍与青少年物质使用相关，美国和加拿大研究记录逆境与多物质使用持续关联但 magnitude 在不同种族和族裔群体间存在差异；亚洲和非洲证据较少但方向一致。原文提出，SLEs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关系可归因于物质被视作暂时缓解应激或创伤事件所致情绪痛苦的方式，使用带来放松和欣快并帮助回避与SLEs相关的想法和情绪；经历SLEs并使用物质者更重视短期奖赏而非长期奖赏。多物质使用发现与家庭功能失调、父母虐待和忽视等相关研究一致；多数使用大麻的青少年先使用烟草和/或酒精，大麻使用与后续其他非法药物使用相关。曾流落街头和被学校开除与三种或以上物质使用关联最强，原文认为这两项事件是社会排斥和社会支持缺乏的指标，可增加年轻人多物质使用脆弱性，流落街头者可能更多暴露于物质使用更常见和可及的环境。年龄组交互分析未见统计学显著差异，原文认为在该样本中SLEs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关系在青春期和年轻成人期可能相对一致，但亚组分析检测小交互效应的统计把握度可能有限。优势包括：较少研究中低收入国家和拉丁美洲SLEs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关联；纳入三个南美国家弱势城市地区大样本青少年和年轻人；纳入较长SLEs列表，涵盖家庭功能失调、虐待和社区暴力。局限包括：非概率便利抽样，样本可能不代表所选城市青年人群；所有变量为自报，可能存在回忆不准确或社会期望回答；横断面设计不能建立时间因果关系，虽将SLEs限定为一年以前事件、物质使用限定近三个月以缓解；未评估SLEs频率和感知严重度；未纳入严重精神障碍者可能引入选择偏倚并低估关联；未校正常共病的其他精神障碍及既往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残余混杂不能排除；秘鲁、哥伦比亚和阿根廷在物质使用患病率、暴力暴露、药物政策、卫生系统和社会规范方面差异可能影响观察到的关联，但研究把握度不足以进行国家分层分析；烟草问题未包括电子烟。公共卫生意义方面，原文强调生命历程视角下早期经历和环境因素塑造青年物质使用轨迹；可优先预防频繁、反复且可改变的逆境，如高质量反欺凌政策可减少欺凌；应早期识别SLEs累积负担高或暴露于严重逆境者，优先加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参与体育或宗教等健康社会活动以增强归属感、安全感和生活目标；并依据“linked lives”原则加强亲子关系，预防项目可纳入父母支持或重要家庭成员支持及父母管教调节模块，对面临停学/开除风险者及其家庭提供更多支持。
研究结论翻译：一年以前经历更多SLEs与波哥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利马弱势城市地区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无论男女）近三个月酒精、烟草、大麻及三种或以上物质使用相关。研究还发现，与三种或以上物质使用关联最强的SLEs为：曾流落街头、被学校开除和被停学。早期识别暴露于多种SLEs的年轻人并实施旨在预防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干预可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