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Asante Akim North Municipality可可种植户多源农业信息利用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Advances in Agriculture》：Cocoa Farmers’ use of Multipl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Asante Akim North Municipality, Ghana

　　

本研究考察了加纳Asante Akim North Municipality可可种植户对农业信息的利用情况。采用多阶段抽样技术选取388名可可种植户，并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变量Probit（MVP）模型分析数据。研究结果显示，病虫害信息利用率最高（60.82%），其次为农用化学品信息（60.05%）、收获与储藏信息（59.02%）和市场信息（57.47%）；气候变化信息利用程度最高（均值=3.82），表明其经常被利用。种植户主要依赖加纳可可委员会（COCOBOD）推广服务、个人经验以及朋友和 fellow farmers 提供的信息，而广播、电视、社交媒体和社区领袖的作用相对有限。研究进一步发现，年龄、性别、教育、培训参与、农民组织（FBO）成员资格、到市场距离和信贷可及性等社会经济特征与种植户农业信息利用显著相关。信息获取和利用的主要障碍包括推广人员不足、财务能力低、文盲和语言障碍。研究建议COCOBOD和农业推广机构加强分散化推广服务，促进FBO作为本地信息枢纽，并通过广播等可及渠道扩大本地语言传播，以改善可可种植户农业信息传播与利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可可种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纳为世界第二大可可生产国，可可对加纳经济和众多小农生计具有关键作用。农业信息的扩散与应用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农业信息可被理解为被转化为有用且有意义格式、用于农业决策的数据。既有研究指出，研究与图书馆、农户和推广服务之间联系薄弱，基础设施差和资源有限造成农户与最新农业知识之间的沟通差距；准确及时的信息有助于提高产量、生产率、生产能力和生计。既有关于加纳可可种植户信息获取与利用的研究多聚焦单一渠道或孤立方面，如推广服务、移动技术、社交媒体、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社区广播，较少整合分析多类信息源之间如何交互、种植户具体利用哪些类型信息以及情境因素如何影响利用；同时，既有研究多跨区域聚合，可能掩盖本地化决定因素。基于此，研究人员在Asante Akim North Municipality开展研究，目标包括识别可可种植户获取和使用的农业信息来源、确定其使用的农业信息类型及利用程度、识别与农业信息利用相关的因素、确定获取和利用农业信息面临的挑战。该研究可为政策制定者设计有效信息传播政策提供依据，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2、8和12相关，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热带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结论与意义：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描述性调查，在Asante Akim North Municipality对可可种植户进行抽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变量Probit（MVP）模型分析多类农业信息利用，并用Kendall协调系数（W）分析约束排序。研究结论表明，种植户尤其依赖COCOBOD推广服务、个人经验和同伴网络，社交媒体等渠道利用有限；农业信息利用在不同信息类别间差异明显，生产相关信息利用较广，而信贷和气候相关信息利用较低；年龄、性别、家庭规模、教育、培训参与、FBO成员资格、到市场距离、信贷可及性和农场规模等与特定类型信息利用相关；推广人员不足、资金有限、文盲和语言障碍等是重要挑战。其意义在于揭示研究区农业信息利用的系统差异，为改善信息可及性、覆盖面和相关性，以及加强推广、FBO和本地语言广播等渠道提供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描述性调查设计。样本总体来源于2022年加纳可可委员会（COCOBOD）下属可可健康与推广处（CHED）报告的14,489名可可种植者；按Yamane公式计算样本量，采用多阶段抽样：目的选择Asante Akim North Municipality，随机选择10个社区，每社区简单随机抽取40名种植户，最终388份有效问卷纳入分析。2023年1—2月使用结构化访谈表收集数据，预试30名Ahafo Ano North District可可种植户，Cronbach’s alpha为0.71—0.76。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MVP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IF）与容忍度诊断及Kendall’s W。

研究结果：
3.1 受访者社会人口学特征（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描述性统计显示，受访可可种植户平均年龄约48岁，平均受教育6.42年，63%从事非农活动，平均农场规模2.72 ha，FBO成员占82%，信贷可及者占49%，参加培训者占79%，到最近市场平均距离2.66 km。研究据此认为可可生产以相对老龄化人口为主，基本教育水平、较高FBO成员率和推广访问可作为信息传递渠道。
3.2 农业信息来源的可及性及获取与利用程度（Sources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Accessed and Extent of Access and Utilization）：描述性统计表明，COCOBOD推广获取均值最高（4.20）、利用均值最高（4.29）；个人经验获取均值3.93、利用均值4.19，居第二；大众媒体有时获取（2.90）但较常利用（3.63）；社会组织有时获取（2.65）但利用均值3.68；顾客和NGO获取较少而利用均值分别为3.27和3.64；社区领袖和社交媒体获取与利用均最低。研究结论是不同来源的获取与利用并不成比例，种植户可能依据感知相关性选择性利用信息。
3.3 可可种植户利用的农业信息类型（Utilization of the Types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by Cocoa Farmers）：描述性统计显示，病虫害信息利用比例最高（60.82%），其次为农用化学品信息（60.05%）、收获与储藏信息（59.02%）、市场信息（57.47%）、气候变化信息（47.42%），信贷设施信息最低（41.75%）；利用程度均值以气候变化信息最高（3.82，经常利用），病虫害、收获储藏、市场、农用化学品和信贷信息均值分别为3.45、3.40、3.29、3.17和3.12（有时利用）。研究认为技术生产信息利用较广，但规律性或高强度利用仍相对有限。
3.4 多重共线性诊断检验（Multicollinearity Diagnostic Test）：通过容忍度和VIF诊断，容忍度为0.48—0.88，VIF为1.0—3.5，表明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实质性多重共线性。
3.5 与农户农业信息利用相关的因素（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armers’ us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MVP估计显示，年龄与病虫害信息利用负相关；性别与收获储藏、营销、信贷设施和农用化学品信息利用负相关，负系数表明男性较女性具有更低潜在利用倾向；家庭规模与营销、气候变化和信贷设施信息利用负相关；教育年限与农用化学品信息利用正相关；培训参与与病虫害及收获储藏信息利用正相关；FBO成员资格与病虫害和气候变化信息利用正相关；到市场距离与病虫害、收获储藏、营销、气候变化和信贷设施信息利用正相关；信贷可及性与病虫害信息利用正相关、与收获储藏和营销信息利用负相关；农场规模与信贷设施信息利用负相关。研究据此认为所选社会经济特征与特定类型农业信息利用存在系统性关联。
3.6 获取农业信息的挑战（Challenges in Access to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通过农户排序和Kendall’s W分析，推广人员不足排名第一（均值秩1.84），低资金第二（3.01），文盲第三（3.66），语言障碍第四（4.18）；Kendall’s W=0.625，χ²=2184.055，p=0.001，表明排序具有一致性。研究认为这些约束可能限制农户获取和理解信息。
3.7 利用农业信息的约束（Constraints in th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通过排序分析，缺乏信贷/资金不足排名第一（均值秩1.09），缺乏劳动力第二（2.01），信息不及时第三（3.02）；Kendall’s W=0.953，χ²=2589.502，p<0.001，表明农户对约束相对重要性的感知高度一致。
3.8 数字平台使用障碍与社会人口学分化（Barriers to Digital Platform Use and Sociodemographic Divides）：研究指出，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参与度低（60%从未作为信息来源使用），反映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和数字素养有限等结构性障碍；文盲、语言障碍、缺乏智能手机和电力等约束突出；年龄对病虫害信息利用具显著负效应，教育对农用化学品信息利用具正效应，并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认为数字工具低采用并非仅由偏好造成，而是社会经济与基础设施障碍交织的结果。
3.9 研究局限性（Limitations of the Study）：研究指出，信息利用为自报测量，可能受回忆误差或社会期许偏差影响；横断面设计不能建立时间顺序，观察到的关联不应解释为因果关系；VIF和容忍度诊断不检验内生性，未采用单独识别策略，MVP估计被解释为条件关联而非因果效应。

讨论部分总结：讨论强调，COCOBOD正式推广、个人经验和同伴网络构成研究区主要信息生态；正式推广仍具重要地位，体验式和同伴知识也持续重要，但同伴互动和媒体也可能传播不准确信息。获取与利用之间存在差异，农户可能依据感知相关性选择性利用信息；生产类技术信息利用较广，但经常或高强度利用有限；气候变化信息虽利用比例较低，却在利用者中频率最高；信贷和市场信息利用较低，可能反映信息可及之外的其他障碍。讨论还将低数字平台使用与基础设施、识字、语言、智能手机和电力等约束联系起来，指出数字鸿沟相关的人口学差异。总体而言，关键问题不仅是增加信息传播，还包括确保信息及时、相关、可及和可操作。

研究结论（Conclusion）翻译：本研究考察了加纳Asante Akim North Municipality可可种植户对农业信息的利用。研究结果表明，种植户尤其依赖COCOBOD推广服务、个人经验和同伴网络，而社交媒体和其他一些信息渠道的报告使用相对有限。农业信息在可可种植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利用在不同信息类别间差异明显，生产相关信息比信贷和气候相关信息利用更广。MVP结果进一步表明，年龄、性别、家庭规模、教育、培训参与、FBO成员资格、到市场距离、信贷可及性和农场规模等选定社会经济特征与特定类型农业信息的报告利用相关。这些发现提供了农户间信息利用存在系统性差异的证据。研究还识别出推广人员不足、财政资源有限、文盲、语言障碍和其他可及性约束是农户报告的重要挑战。总体而言，研究结果突显了改善研究区农业信息可及性、覆盖面和相关性的重要性。基于报告的信息获取和利用模式，研究区农业信息利益相关者可考虑加强现有推广和农民组织信息渠道。特别是改善推广覆盖、应对语言和识字障碍、使用本地语言广播等本地可及传播渠道，可能有助于拓宽农户获得农业信息的途径。鉴于受访者FBO成员比例较高，FBO也可提供现有制度平台用于信息传播。数字和移动咨询服务可作为补充渠道，但其有效性需结合智能手机可及性、电力、数字素养和其他基础设施等报告约束评估。加强农业信息的可及性、相关性、及时性和传递，尤其是气候、市场和信贷信息，可支持可可种植户更一致和知情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