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还是"负担"？高校伦理领导力对教师创造力"双刃剑"效应的研究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Empowerment” or “Burden”? A Study on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University Ethical Leadership on Faculty Members’ Creativity

　　

摘要：高等教育正进入全面而深刻的变革阶段，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日益提升的人才培养质量需求的回应。高校教师创造力不仅是其自身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对于高校创新型教育生态系统也具有战略意义。作为一种广受认可的高校领导范式，道德领导对教师创造力的影响仍缺乏充分理解，需要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以检验高校道德领导影响教师创造力的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487份三波次时间滞后的领导者-教师匹配数据，本研究运用Mplus 8.3进行Bootstrap分析。结果显示，高校道德领导通过提升感知工作意义感来增强教师创造力，同时通过增加感知道德压力来抑制创造力。此外，工作中心性不仅强化了道德领导对感知工作意义感和感知道德压力的直接影响，还放大了道德领导通过两种中介机制对创造力的间接效应。本研究拓展了社会学习理论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应用，为优化领导实践和培育高校教师创造力提供了理论洞察和实践启示。

引言：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深化改革和内涵发展的新阶段，教师创造力被视为教学创新、研究进步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驱动力（Shreffler等，2021）。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核心力量，教师创造力不仅对个体职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提升大学竞争力和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具有深远影响（Han等，2023）。鉴于其重要性，教师创造力受到了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深入探索了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既往研究表明，教师创造力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教师的个性特征（Karimi等，2022）以及认知和情感能力（Liu等，2022），还受到社会环境中其他重要个体的影响（Hoang等，2023）。特别是，在高校组织中，教师需要不断更新其教学和研究中的知识与专业技能。这一过程明显体现了学习导向特征，其影响甚至可以溢出到人际互动中。因此，教师在日常工作中会观察和模仿领导者与同事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构建对可接受且有价值行为的判断（Bandura等，1977），并据此调整自身行为和专业实践。

道德领导以其对美德、道德标准和非强制性影响的强调为特征（Kalshoven等，2011），与高校的核心使命——培养道德正直、维护学术严谨和以身作则——相契合。因此，它已成为当代高校治理中突出的领导范式（Musenze等，2023）。中国高校独特的集体主义文化和权威驱动的组织结构导致教师密切关注其领导者（Zhang等，2021）。在此背景下，社会学习理论为解释教师如何观察和模仿领导者特征与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框架（Bandura等，1977）。通过观察道德领导者在日常管理实践中树立的道德典范，教师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他们在高校情境中应遵循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Brown等，2005），这有助于重塑其专业信念，增强其参与创造性思维的动力（Mostafa等，2020）。然而，对规范和一致性的过度强调可能会限制个体自主性。观察和模仿道德领导的过程也可能导致认知负荷和情绪压力（Feng等，2018）。特别是，当教师感知到自身行为与领导者倡导的规范之间存在显著差距时，可能会降低其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导致对创新持保守态度（Alshumrani等，2022）。

这一推论与创造性整合约束模型（IConIC）的理论视角相一致，该模型认为道德边界既可以发挥赋能型约束的作用——通过聚焦注意力促进创造力，也可以发挥负担型约束的作用——因风险规避而抑制创造力（Rosso，2014）。然而，IConIC模型主要解释约束如何通过促进或抑制创造性表现来对创造力产生差异化效应（Tromp等，2022a），而较少关注个体内化此类约束的心理过程。社会学习理论补充了这一视角，关注个体如何主动解释和内化情境线索（Bandura等，1977）。因此，IConIC模型与社会学习理论相辅相成，前者解释约束为何产生差异化效应，后者解释这些约束如何被内化，从而共同为理解道德领导如何影响教师创造力提供理论框架。高校道德领导所传递的情境线索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即价值观和行为标准（Brown等，2005）。一方面，高校道德领导鼓励教师内化工作价值观，增强感知工作意义感。另一方面，严格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可能导致过高的自我期望，造成感知道德压力。因此，本研究选取感知工作意义感和感知道德压力作为中介变量，对应社会学习过程中的价值观内化效应和标准内化效应，从而捕捉道德领导的双重性质。

此外，个体对情境线索的注意程度受这些线索与其角色的相关性影响（Bandura，1986）。高校道德领导所传递的道德价值观为教师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学习线索。工作中心性反映了个体对其工作角色所赋予的重要性（Paullay等，1994），影响着教师对工作相关线索的注意程度。具有高度工作中心性的教师倾向于将其职业身份融入自我概念（Hirschfeld等，2000），从而对道德领导所传递的情境线索进行更深层次的认知加工并产生更强的情感投入。因此，他们倾向于内化道德领导所倡导的专业价值观，强化其对感知工作意义感的赋能效应，同时也更加关注其道德责任和行为规范，强化其对感知道德压力的负担效应。据此，本研究纳入工作中心性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作为边界条件的角色，同时放大道德领导的赋能路径和负担路径。

借鉴IConIC模型和社会学习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系统探讨高校道德领导对教师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通过引入感知工作意义感和感知道德压力作为中介变量，本研究全面解释了赋能路径——道德领导激发专业认同并增强感知工作意义感，从而导致创造性努力的动机和投入增加——以及负担路径——道德领导施加道德期望和要求，导致感知道德压力、心理负担和保守策略。此外，本研究引入工作中心性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揭示道德领导发挥其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基于这一理论分析，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道德领导能否影响教师创造力？（2）感知工作意义感和感知道德压力能否中介道德领导与教师创造力之间的关系？（3）工作中心性能否调节道德领导对教师创造力的影响？最终，旨在为道德领导影响教师创造力的复杂机制提供整合性的理论解释，为道德领导如何同时产生差异化结果提供洞见。

各章节片段

高校道德领导与教师感知工作意义感

感知工作意义感指个体对其工作内在价值、社会目标及其与自我概念契合度的主观体验与认知（Tan等，2023）。在高校情境中，它表现为教师对教学职责的认同、对研究使命的理解以及在人才培养中利他意识的觉醒（Riivari等，2020）。现有研究表明领导

参与者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对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的15所高校进行了调查。抽样过程始于与研究者已有联系的教师作为初始受访者，随后通过其转介扩展样本网络。为减少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和反向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三波次时间滞后设计收集匹配的领导者-教师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使用Mplus进行模型检验和参数估计，主要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5,000次重抽样，基于95%置信区间判断效应的显著性。

结论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本研究系统考察了高校道德领导影响教师创造力的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揭示教师感知工作意义感和道德压力的中介作用以及工作中心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高校道德领导影响教师创造力的赋能路径和负担路径进行了详细解读。基于

作者贡献

所有作者对本手稿的贡献均等。

资金资助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B-b/2024/01/48）：道德领导对高校教师创造力影响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数据可用性声明

支持本研究结果的数据可在合理要求下从通讯作者处获取。

伦理审批

本研究不涉及动物或人体临床试验，且不存在伦理问题，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伦理委员会审批。根据《赫尔辛基宣言》中阐述的伦理原则，所有参与者在参与本研究前均提供了知情同意。参与者的匿名性和保密性得到保障，参与完全是自愿的。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吴文豪：撰写——初稿撰写。何琦：撰写——审阅与编辑。邓照伦：方法论。Dhirapat Kulophas：指导。

利益冲突声明

本研究的发表不存在利益冲突。

致谢

作者感谢《思维技能与创造力》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提供的富有洞察力的建议，使本研究更具价值。

吴文豪 | 何琦 | 邓照伦 | Dhirapat Kulophas

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