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公职人员的职业风险特征：一项基于调查的初步风险评估工具的应用

《Safety Science》：Occupational risk profiles among public officials in Korea: A survey-based application of a first-tier risk assessment tool

　　我们筛查了36,779名公职人员中的24种感知风险。久坐是最普遍的高风险因素。各风险因素表现出明显的频率—强度特征分布。22个岗位职能组之间的风险特征存在差异。基于岗位职能的风险画像有助于支持公共部门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中的风险优先级排序。引言公职人员在维护公共安全、执法、应急响应、管理公共基础设施以及确保行政和社会服务的稳定提供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韩国，截至2024年，公职人员数量达到1,181,527人，约占经济活跃人口的5%（人事管理厅，2025）。该劳动力群体涵盖广泛的职业类型，包括行政和技术官员、警察、消防员、惩教人员、教育工作者、公共卫生人员以及现场检查员。这种多样性意味着公职人员可能面临异质性的职业危害，包括心理、组织、人机工程学、物理、化学和生物风险。尽管存在如此广泛的潜在危害，但公职人员的职业安全与卫生（OSH）管理长期以来获得的系统性关注远不及私营部门工人。在韩国，公职人员被排除在《产业安全与健康法》的多项核心条款之外，包括与安全培训强制要求和正式OSH管理体系相关的某些规定（Na, 2025）。在2022年1月《严重事故处罚法》（SAPA）生效后，这一监管空白变得更加重要（Choi, 2023）。该法案对包括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在内的企业负责人和组织负责人施加了更强的责任，要求其建立和实施充分的安全与卫生管理体系。虽然该法案是在应对韩国持续高发的严重工业事故和重大社会灾难背景下出台的（Lee, 2023），但其影响延伸至运营公共设施、提供现场服务和管理安全关键职能的公共部门组织。因此，公共机构越来越需要从被动的、以合规为导向的响应方式转向基于岗位相关风险评估的主动、系统性风险管理。此前韩国的职业健康研究为部分公职人员群体的健康风险提供了重要证据，尤其是警察和消防员群体。据报道，与行政类公职人员相比，警察面临更高的脑-心血管疾病预防风险，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和脑血管疾病（Han等, 2018）。警察也频繁暴露于创伤性事件、暴力、紧急情况和较高的公众服务需求中，这可能增加创伤后应激症状及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Lee等, 2016）。消防员同样面临沉重的职业伤害负担，包括肌肉骨骼疾病、创伤性应激和体力要求极高的应急工作（Han等, 2018, Kim等, 2016）。国际证据也表明，第一响应人员暴露于多种职业危害中，包括噪音（Gilbertson和Vosburgh, 2015, Reis和Vaz, 2018, Win等, 2015）、有害空气传播物质（Barbosa等, 2024, Mazumder等, 2023, Sj?str?m等, 2019, Sung等, 2026, Tan等, 2017）、身体损伤风险（Gray和Collie, 2017, Reichard和Jackson, 2010）以及心理创伤（Alshahrani等, 2022, Arena等, 2025）。然而，警察和消防员仅代表公共部门劳动力群体的一部分。其他公职人员，包括从事行政服务提供、教育、惩教服务、公共卫生、环境检查、设施管理、交通和灾害响应的人员，也可能暴露于实质性的但较不为人所知的危害中。例如，行政和服务提供人员可能经历情感劳动（Rayner和Lawton, 2018）、客户攻击行为（Shields和Kiser, 2003）、时间压力（Im, 2009）、久坐（Baye, 2021）以及重复性的基于计算机的工作（Griffiths等, 2012），而现场检查员和设施管理人员可能面临碰撞和跌倒风险、高温或低温暴露、车辆操作以及化学或生物危害。尽管如此，大多数既往研究仍聚焦于特定职业或健康结果，很少有研究尝试描述跨多种隶属关系、职业组和岗位职能的公职人员整体职业风险特征。在韩国的公务员制度背景下，这一空白尤为重要。韩国公务员分类制度历史上基于以人头为准的职级制，而非职位分类制（Namkoong, 2007, Oh, 1980）。以人头为准的职级制主要根据个人的职级和职业状态对公职人员进行分类，而非根据其所在职位的特征。因此，正式的职业分类主要服务于人事行政管理，通过区分任命状态、职业发展轨道和职级来实现，而非系统性地描述各个职位实际承担的任务（Hwang, 2021）。结果，当风险评估仅依赖正式职业分类时，除警察和消防等广为人知的高风险职业之外的公职人员面临的职业风险可能不够明显。缺乏基于岗位职能的证据限制了公共机构优先开展预防行动和有效配置OSH资源的能力。为弥补这一空白，开发了公职人员职业风险评估（PORA）工具，作为识别公职人员职业危害的一级筛查工具（Choi等, 2026）。该工具源自对2019年至2023年25,317件已批准的工伤和职业病赔偿索赔案文本的分析，包含跨六个危害领域的24项标准化风险因素：心理、组织、人机工程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危害。对于每项风险因素，受试者使用四级量表评估暴露频率和强度，这两个评分的乘积用于确定风险等级。PORA工具的设计并非作为专家主导的深入评估的替代品，而是作为一种实用的筛查方法，以支持早期危害识别、风险优先级排序以及后续评估和控制措施的适当选择。尽管先前的PORA开发研究确定了24项风险因素和一级评估框架，但未实证检验这些风险如何随正式职业组和实际岗位职能而变化。本研究通过将PORA应用于大规模的公共部门样本并在22个标准化岗位职能中生成风险特征来回答这一未决问题。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应用此前开发的PORA工具于大规模的韩国公职人员样本，以生成可用于公共机构危害优先级排序的一级职业风险特征。本研究具体解决三个具体目标：(1) 描述24项职业风险因素的自评暴露频率、暴露强度及相应风险等级的整体分布；(2) 识别按正式职业组分类的广泛风险特征；(3) 检验跨22个主要岗位职能的风险特征是否提供了宽泛职业组无法涵盖的额外任务相关信息。工作范围定义如下。研究人群包括韩国《公职人员补偿法》覆盖的、且可访问e-Saram和In-Sarang人事管理系统的公职人员；从59个国家政府机构和全部245个地方政府收集到36,779份有效回复。暴露评估涵盖跨六个危害领域（心理、组织、人机工程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的24项PORA风险因素的自评频率和强度。分析单位是个体受试者，按政府隶属关系、职业组和22个主要岗位职能进行汇总。分析输出包括整体频率—强度特征、领域特定的相关性和内部一致性指标、职业特定的逻辑回归模型、岗位职能特定的热图、岗位职能的层次聚类以及敏感性分析。研究范围仅限于一级筛查和优先级排序：二级领域特定的深入评估、客观暴露测量、与健康结果的对照验证以及控制措施评估均不属于本研究范围，如图1所示。研究设计和参与者研究按八个顺序且相互关联的步骤进行：(1) 确定研究设计和目标人群；(2) 采用此前开发的24项职业风险因素的PORA框架；(3) 调查实施和数据收集；(4) 数据清理及按政府隶属关系、职业组和主要岗位职能对受试者进行分类；(5) 风险评分和分类；(6) 统计分析；(7) 风险优先级排序及生成参与者的总体和职业特征表1总结了36,779名参与者按性别分类的总体和职业特征。总体而言，参与者中男性占64.9%，女性占35.1%。地方政府官员占总样本的62.3%，一般事务官员是最大的职业组（77.7%），其次是警察（9.6%）和消防员（6.4%）。隶属关系和职业组的分布按性别存在显著差异（所有p < 0.01）；然而，考虑到讨论本研究将PORA工具（Choi等, 2026）应用于韩国大规模且多元化的公职人员样本，识别了感知职业风险的总体模式、特定职业模式和特定岗位职能模式。主要发现有三点。第一，公职人员感知到的最突出风险集中于人机工程学、心理和组织领域，特别是久坐、面向公众的工作、快节奏的工作、时间压力、情感结论本研究将PORA工具应用于韩国大规模且多元化的公职人员样本，表明公共部门的职业风险具有多样性、多维性，且高度依赖于职业组和实际岗位职能。总体而言，感知到的最高风险集中于人机工程学、心理和组织领域，特别是久坐、面向公众的工作、快节奏的工作、时间压力、情感压力、不良姿势以及CRediT作者贡献声明Sangjun Choi：初稿撰写、概念构思、方法论、审阅与编辑。Hayoung Lee：审阅与编辑、方法论。Juhyeon Jeong：审阅与编辑、数据整理。Seonjin Lim：审阅与编辑、数据整理。Soo-Young Lee：审阅与编辑、监督、资金获取。Jaehyun Park：资源提供、调查研究、项目管理。Ju-Hyun Park：形式化分析、可视化、审阅与编辑。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他们不存在任何已知的相互竞争的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这些利益或关系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的工作。Sangjun Choi | Hayoung Lee | Juhyeon Jeong | Seonjin Lim | Soo-Young Lee | Jaehyun Park | Ju-Hyun P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