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The Role of Stress and Resilience Profiles in Emotio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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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和近端生活应激源（distal and proximal life stressors），包括既往创伤、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和感知应激（perceived stress），可随时间累积，给身体带来负担并
远端和近端生活应激源（distal and proximal life stressors），包括既往创伤、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和感知应激（perceived stress），可随时间累积，给身体带来负担并促使适应负荷（allostatic load）增加。因此，应激体验较高者面临精神和躯体健康问题的风险升高。然而，研究提示心理韧性（resilience）可能是一个关键保护因素，常在应激情境下防止负性健康结局。尽管应激与心理韧性研究基础广泛，但关注二者如何共现并塑造情绪过程的研究有限。本研究旨在通过以下方式弥补这些空白：（1）探索远端和近端应激与心理韧性的模式；（2）将这些模式映射到两种对健康结局有显著影响的情绪过程：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和情绪性污名（emotionality stigma）。通过在线招募系统招募329名成人样本（Mage = 37.83，SDage = 11.86），并报告其远端和近端应激、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和情绪性污名体验。参与者主要自我认同为非西班牙裔（90.2%）和白人（77.8%），家庭收入低于$55,000（52.8%）。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基于远端和近端应激源与心理韧性的共现，识别出三个独特亚组：（1）低应激、高心理韧性；（2）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3）高远端应激、中等心理韧性。这些剖面与情绪过程显著相关：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剖面者的情绪调节显著低于其他两个剖面。两个较高应激剖面参与者报告的情绪性污名显著高于低应激、高心理韧性剖面。研究讨论了对未来研究和实践的启示。
应激已被视为美国不良健康结局的主要成因之一，并可通过适应负荷（allostatic load）等机制影响健康。远端应激源（distal stressors）指个体一生中已经发生的外部应激暴露，如创伤性生活事件；近端应激源（proximal stressors）指个体当前对压力的主观体验和评价，包括感知应激（perceived stress）及对自身社会位置的评价。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是个体相对于社区他人对社会经济排名的感知，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不同，可能通过塑造个体如何感知和回应应激而影响健康。既有研究虽识别出一些应激剖面，但多聚焦于远端早期生活应激，未同时纳入成人相关的远端和近端应激，也未考虑心理韧性（resilience）的关键作用；同时，研究尚未考察风险与韧性剖面如何影响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和情绪性污名（emotionality stigma）。情绪调节对躯体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适应性情绪调节与积极应对、较好的身体健康和健康行为以及较低精神病理风险相关；但在高应激和慢性应激条件下，自我调节能力会被消耗，适应性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心理韧性被视为支持情绪调节和整体应对的保护因素，并被认为是可塑的、过程导向的适应过程。情绪性污名指个体对情绪体验和表达所持的负性态度和刻板印象，与抑郁、焦虑、攻击及较差自评身体健康相关，且与情绪调节相关，但应激暴露、心理韧性与情绪性污名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直接实证检验。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识别远端应激（如创伤经历）、近端应激（如感知应激和SSS）与心理韧性共现的亚组，并检验这些亚组是否在情绪调节和情绪性污名上存在差异。研究采用LPA识别出三个剖面，发现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剖面者的情绪调节最差，两个较高应激剖面者的情绪性污名高于低应激、高心理韧性剖面；研究结果强调近端应激评价与心理韧性在情绪健康中的重要性，并为针对高风险人群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250字）：样本来源于PROLIFIC在线招募的较大规模多样本横断面研究，最终分析329名18—65岁英语流利成人。远端应激以生活事件检查表（LEC-5）评估经历与目睹创伤事件总分；近端应激以MacArthur主观社会地位量表（SSS）和感知应激量表（PSS）评估；心理韧性以简版心理韧性量表（BRS）评估；结局为Rotterdam情绪智力量表（REIS）自我聚焦情绪调节分量表和情绪性污名量表（ESS）。分析包括描述统计和双变量相关；对SSS、经历/目睹生活事件、PSS和BRS总分z标准化后行潜在剖面分析（LPA），比较2、3、4剖面，依据信息准则、熵、平均类别概率及自助似然比检验、Lo-Mendell-Rubin调整似然比检验选择最简约模型；用Wald检验和模型约束比较剖面结局差异。
4.1 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s）
通过描述统计和双变量相关分析，研究报道了主要变量的均值和相关模式。参与者SSS均值为4.71（SD = 1.81），感知应激均值为28.00（SD = 7.95），心理韧性均值为19.43（SD = 6.10），平均经历3.18（SD = 2.45）个、目睹2.58（SD = 2.90）个创伤性生活事件。感知应激与创伤性生活事件呈正相关，并与SSS和心理韧性呈负相关；情绪调节与SSS和心理韧性呈正相关，与经历生活事件和感知应激呈负相关；情绪性污名与感知应激呈正相关，与心理韧性呈负相关；情绪调节与情绪性污名呈负相关。年龄、性别、种族和族裔等社会人口学变量与结局变量无显著关系，因此最终模型未纳入协变量。
4.2 潜在剖面分析（LPA）
通过比较2剖面、3剖面和4剖面模型，并结合拟合指标和理论意义，3剖面模型被保留为最佳拟合模型。3剖面模型的熵为0.79，平均类别概率为0.89—0.91，优于2剖面模型；BLRT（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和LMR（Lo-Mendell-Rubin adjusted likelihood ratio test）均支持3剖面模型优于2剖面模型（p < 0.001）。4剖面模型虽在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调整BIC（sample-size 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BLRT上有所改善，但熵和平均类别概率下降，且LMR显示3剖面与4剖面无差异（p = 0.22），故选择最简约的3剖面模型。最终模型中，38.9%的参与者属于剖面1，39.2%属于剖面2，21.9%属于剖面3。剖面1表现为最高SSS（z = 0.33）、较少经历创伤事件（经历z = ?0.39，目睹z = ?0.47）、低感知应激（z = ?0.80）和高心理韧性（z = 0.81），被命名为“低应激、高心理韧性”。剖面2表现为最低SSS（z = ?0.27）、最高感知应激（z = 0.67）和最低心理韧性（z = ?0.81），被命名为“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剖面3表现为中等SSS（z = ?0.06）、最多经历创伤事件（z = 0.72）和目睹创伤事件（z = 1.58）、中等感知应激（z = 0.15）和中等心理韧性（z = 0.10），被命名为“高远端应激、中等心理韧性”。
4.3 剖面结局（Profile Outcomes）
通过Wald检验和模型约束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剖面在情绪调节（p < 0.001）和情绪性污名（p < 0.05）上存在显著差异。低应激、高心理韧性剖面者的情绪调节显著高于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剖面（B = 5.97，SD = 0.68，p < 0.001）和高远端应激、中等心理韧性剖面（B = 3.46，SD = 1.22，p < 0.01）；高远端应激、中等心理韧性剖面者的情绪调节显著高于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剖面（B = 2.51，SD = 1.26，p < 0.05）。在情绪性污名方面，低应激、高心理韧性剖面显著低于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剖面（B = ?7.96，SE = 2.83，p < 0.01）和高远端应激、中等心理韧性剖面（B = ?6.56，SE = 2.77，p < 0.05）。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未识别出“高应激、高心理韧性”剖面；尽管文献认为心理韧性可与逆境共现并发挥保护作用，但本样本中的高应激者仅表现为中等或低心理韧性。作者提出研究人群特征及LPA纳入的具体变量可能解释该剖面的缺失，并建议未来研究重复验证，考察不同应激水平和类型下心理韧性的作用。比较两个高应激剖面可见，主观应激评价是重要区分因素：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剖面表现为较低SSS和较高感知应激，与既往关于SSS作为风险因素的研究一致；高远端应激、中等心理韧性剖面报告最多经历和目睹创伤事件，但感知应激较低、心理韧性中等。作者将远端应激概括为已经发生的客观经历，将近端应激概括为个体对经历的感知和评价，并强调近端应激在风险分层中的意义；同时指出横断面设计无法判断时间或因果关系，需纵向研究。情绪调节和情绪性污名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低应激、高心理韧性组结局最佳，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组结局最差；高远端应激、中等心理韧性组的情绪调节高于高近端应激、低心理韧性组。作者讨论提示，减少感知应激、促进认知重评、增强心理韧性和应对策略、减少情绪性污名可能成为干预靶点，并建议通过社会举措增加资源可及性、减少远端和近端应激。研究优势包括整合多类应激与心理韧性、采用LPA识别数据驱动亚组、考察情绪调节和情绪性污名；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依赖自报、剖面依赖可用指标、未纳入SES、资源可及性、社会支持和应对策略等变量，以及样本种族多样性不足，限制推广性。未来需重复研究、纵向设计、多来源和多方法评估，并纳入内化与人际过程。
研究结论（翻译）：总之，本研究结果突出了应激与心理韧性的不同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如何与对躯体和心理健康具有已知影响的情绪过程相关。远端应激源似乎与心理韧性因素和情绪健康的关联较弱，而低心理韧性背景下的近端应激源成为与负性情绪过程相关的关键风险因素。观察到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应激、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和情绪性污名之间的关系链提示，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以塑造个体的应激体验及相关健康结局。增进对这些关联及其在远端和近端应激源通向躯体和心理健康路径中作用的理解，是迈向为制定针对性预防和干预方案提供信息的重要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