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Healthcare》：Nurse-Led Longitudinal Screening and Care Transition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fter 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 12-Month Retrospective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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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识别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术后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PTSS）的纵向轨迹，并在护士主导的随访队列中检验与后续症状负担相关的基线
目的：识别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术后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PTSS）的纵向轨迹，并在护士主导的随访队列中检验与后续症状负担相关的基线及随时间变化的心理因素。
方法：这项单中心回顾性纵向队列研究纳入2023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30日期间从河南省胸科医院出院的278例ATAAD存活者。研究人员回顾了截至2025年8月1日的临床及护士主导随访记录，评估出院时及出院后1、3、6和12个月的情况。主要轨迹分析采用出院后1至12个月的PCL-5评分，纳入至少具有两次有效评估的参与者。研究人员比较了单类别至四类别的潜类别混合模型，依据收敛性、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分类质量和最小类别规模进行选择。基线相关因素采用多项回归检验。滞后模型将疾病威胁、失眠和重复性负性思维的人群间均值与个体内变化分离；社会支持在3至6个月间隔内进行检验。
结果：研究选择了三类别模型：低水平下降组（n=153，55.0%）、恢复组（n=77，27.7%）和持续高水平组（n=48，17.3%）。疾病威胁、失眠和重复性负性思维的个体内增加与后续较高的PCL-5评分相关，而较高的社会支持与后续较低的评分相关。基线关联在多重校正后减弱。
结论：该模型识别了ATAAD出院后第一年内PTSS的三种轨迹。重复的护士主导评估可能有助于识别具有持续症状负担的存活者，疾病威胁、失眠、重复性负性思维和社会支持的变化可能为过渡期照护的时机和重点提供信息。筛查或针对性照护的有效性未经验证。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是一种罕见但即刻危及生命的心血管急症。患者可能在数小时内经历从突发症状、急诊手术到重症监护的连续冲击，出院后仍需面对残余主动脉病变、血压控制目标、活动限制和反复影像学随访，这种持续的脆弱感可能使心理恢复滞后于身体稳定。现有证据表明，急性冠脉综合征和重症监护存活者中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PTSS）具有临床重要性，但ATAAD特异性证据仍十分有限，已有研究多为横断面设计，无法区分短暂急性痛苦与持续、恢复、延迟或波动性病程。因此，识别可区分的症状轨迹亚组对于随访规划具有直接意义，能够回答除平均症状负担随时间下降之外，是否存在需要不同评估强度或时机的存活者群体这一问题。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在河南省胸科医院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纵向队列研究，纳入2023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30日期间出院的278例ATAAD存活者，通过护士主导的多学科随访路径收集出院后1、3、6、12个月的患者报告结局数据。研究识别出三种PTSS轨迹：低水平下降组（153例，55.0%）、恢复组（77例，27.7%）和持续高水平组（48例，17.3%）。持续高水平组在12个月随访期间症状始终处于升高状态，表明平均症状下降与部分患者持续高负担并存。滞后模型显示，疾病威胁感知、失眠和重复性负性思维的个体内增加与后续更高PCL-5评分相关，而社会支持与后续较低评分相关。基线因素在多重校正后未保留显著关联。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为ATAAD术后心理随访提供了轨迹证据基础，提示重复评估优于单次出院测量，并识别出可能纳入结构化随访的心理过程领域。
三、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回顾性纵向队列设计，数据来源于河南省胸科医院278例ATAAD出院存活者的临床及护士主导随访记录，随访至2025年8月1日。主要结局为出院后1至12个月的PCL-5（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list for DSM-5）总分。轨迹分析采用潜类别混合模型（latent class mixed model，LCMM），比较一至四类别模型，依据收敛性、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最小类别规模和熵值进行选择。基线关联采用多项回归，以持续高水平组为参照。纵向心理过程采用滞后模型，将各过程评分分解为人群间均值和个体内偏差，调整前次PCL-5评分及基线协变量。社会支持因测量频率较低，单独分析3至6个月（T2→T3）转换。
四、研究结果
参与者流程与分析集：297例评估患者中排除19例（5例拒绝、3例死亡、11例无法联系），最终纳入278例，全部具有至少两次有效T1–T4评估。各时点有效PCL-5评分人数为T1 260例（93.5%）、T2 266例（95.7%）、T3 255例（91.7%）、T4 230例（82.7%），均分分别为29.3、25.7、20.1和18.4。
基线特征：队列平均年龄57.9岁（SD 10.6），男性195例（70.1%），既往精神健康史21例（7.6%），术前休克或复苏48例（17.3%），灌注不良86例（30.9%），重症监护中位时长5.1天，重大神经并发症39例（14.0%）。
轨迹模型选择：单类别模型BIC为7557.8；两类别模型BIC为7354.4，熵值0.891，最小类别70例；三类别模型BIC最低（6914.9），熵值0.994，最小类别48例；四类别模型BIC为6940.5，但最小类别仅4例且未满足收敛要求，故按预设规则选择三类别模型。
轨迹特征：低水平下降组均分从T1的16.3降至T4的8.4；恢复组从44.1降至16.8；持续高水平组从47.5升至48.0，分别占分析队列的55.0%、27.7%和17.3%。
基线预测模型：以持续高水平组为参照，校正前既往精神健康史（RRR 0.27，95% CI 0.08–0.90）和术前休克或复苏（RRR 0.38，95% CI 0.16–0.92）与较低的低水平下降组归属概率相关，但均未通过错误发现率校正。探索性分析中，谵妄在持续高水平组和恢复组中的未校正比值比分别为2.24（95% CI 1.14–4.37）和2.20（95% CI 1.24–3.90），但该比较未调整混杂因素和分类不确定性。
纵向心理过程：滞后模型纳入274例参与者共701次转换。疾病威胁的人群间均值每增加1个标准差（SD）与后续PCL-5升高4.23分相关（95% CI 3.38–5.09），个体内偏差每增加1个SD与升高2.92分相关（95% CI 2.33–3.50）；失眠对应估计为3.70（95% CI 3.02–4.37）和1.62（95% CI 1.05–2.19）；重复性负性思维为1.22（95% CI 0.53–1.92）和1.30（95% CI 0.68–1.91）。社会支持在T2→T3分析中，每增加1个SD与后续PCL-5降低1.20分相关（95% CI ?2.21至?0.19，校正后P=0.019）。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疾病威胁感知产生了纵向分析中最大的个体内系数，但高威胁评分可能反映不准确的信念、对残余疾病的合理反应、新发疼痛或异常随访结果，护理评估应区分信息需求、需医疗审查的症状和需心理支持的痛苦。失眠和重复性负性思维同样先于后续PTSS出现，可作为实用的筛查领域，但重复测量需保持简洁以避免问卷疲劳。社会支持仅分析了T2→T3间隔，该人群间关联不能确立个体内增加社会支持能否降低PTSS。研究强调筛查工具应与明确的临床响应路径结合，护士可协调重复症状测量并触发预设的临床审查。局限性包括单中心回顾性设计、自我报告工具缺乏ATAAD特异性验证、T4时点缺失较多可能造成选择性失访偏倚、潜类别解依赖模型假设、滞后观察模型不能确立因果关系。
结论：在河南省胸科医院随访的278例ATAAD出院存活者中，模型识别出出院后第一年内PTSS的三种轨迹。持续高水平亚组在整个随访期间保持症状负担，另两组呈现低水平或恢复性症状模式。疾病威胁、失眠和重复性负性思维的个体内增加先于后续更高PTSS，较高社会支持与较低后续症状相关。这些发现提示了重复护士主导评估和未来干预研究的领域，但不能确立筛查或针对性过渡期照护能够改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