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暴露与精神病样体验（PLEs）关联中认知偏差纵向变化的中介作用：一项18–40岁一般人群12个月随访研究

《Psychological Medicine》：Longitudinal changes in cognitive biases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ress exposure and 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 Findings from a general population study

　　

背景：应激暴露是精神病性体验的明确危险因素，但该关联背后的认知机制仍未被充分理解。本研究在18–40岁一般人群成人样本中检验认知偏差的纵向变化是否中介应激暴露与精神病样体验（PLEs）变化之间的关系。方法：无精神科治疗史的成人于基线和12个月随访时接受评估。研究估计以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校正的变化分数中介模型，并采用bootstrap置信区间。结果：在完成基线评估的5,126名成人中，2,290名（44.7%）参与随访。较高应激暴露预测PLEs、阴性症状和抑郁症状增加。经多重检验校正后，观察到与认知偏差中介一致的显著间接效应见于PLEs，但不见于阴性或抑郁症状。这些效应对于信念不灵活性（BIB）、安全行为（SB）、外部归因（EAB）以及主观认知问题（SubCog）和社会认知问题（SocCog）的变化显著，但对注意威胁（ATB）或跳跃到结论（JTC）不显著。反向中介模型显示间接效应一致较小。在平行多中介模型中，没有任何单个偏差对PLEs显示独特间接效应，但总间接效应仍显著，提示中介通过相互关联的偏差实现。社会认知问题成为唯一对阴性和抑郁症状具有特定间接效应的偏差。结论：认知偏差的纵向变化可能代表应激暴露与PLEs增加之间关联的一条间接通路。这些发现突出认知偏差作为预防干预的潜在靶点。

研究背景与问题：精神病样体验（PLEs，指亚临床幻觉样和妄想样现象）在一般人群中较常见，并被视为与临床精神病性障碍处于连续谱上。尽管仅少数个体转化为临床显著精神病性障碍，但PLEs与后续精神障碍、自杀风险、功能损害和服务使用增加相关，因此识别其发生和持续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应激暴露是PLEs的重要环境风险因素，儿童创伤、重大生活事件以及日常和累积应激均与精神病性体验相关。认知模型提出，适应不良的信息加工风格，如信念不灵活性（BIB，指倾向于快速接受信念而不修正）、外部归因（EAB，将负性事件归因于外部他人）、安全行为（SB，用于防止威胁的回避或检查等行为）和注意威胁（ATB，对威胁线索的注意偏向），可放大不良经历的影响并促成异常信念和知觉。既往研究显示认知偏差与PLEs相关，并可中介童年创伤与PLEs的关联。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远端逆境，对近端和累积应激下认知偏差的中介作用关注不足；多数为横断面设计，难以推断时间顺序和个体内变化；且较少同时检验不同症状域的特异性。为此，研究人员在18–40岁未接受精神科治疗的成人中开展纵向研究，检验认知偏差变化是否中介应激暴露与PLEs变化，并比较阴性症状和抑郁症状。研究假设应激可预测PLEs增加，且部分由认知偏差中介，效应在PLEs中比在阴性或抑郁症状中更明显。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两波纵向面板研究，基线于2024年6–7月、随访于2025年6月实施。结果显示，较高应激暴露预测PLEs、阴性症状和抑郁症状增加；经多重检验校正后，认知偏差变化的显著间接效应仅见于PLEs，而不见于阴性或抑郁症状；BIB、SB、EAB、SubCog和SocCog变化的中介效应显著，ATB和JTC不显著；反向中介效应一致较小；平行多中介模型中无单个偏差对PLEs显示独特间接效应，但总间接效应显著，提示中介通过相互关联的认知偏差实现；SocCog是唯一对阴性和抑郁症状具有特定间接效应的偏差。该研究将应激-PLEs关联的认知机制拓展至近端累积应激和纵向变化层面，并提示认知偏差可能是预防干预靶点。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样本来自波兰一般人群在线访问面板，采用配额抽样覆盖年龄、性别、教育、就业和地区；纳入18–40岁、无终生精神科治疗史者。基线（2024年6–7月）5,126人，12个月随访（2025年6月）2,290人；方案经Wroclaw Medical University生物伦理委员会批准（272/2024）。CAPE（社区精神病性体验评估）测PLEs、阴性及抑郁症状，DACOBS-42（达沃斯认知偏差评估量表42项）测七类认知偏差，改良SRRS（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测过去一年生活事件主观应激。统计使用变化分数中介模型、bootstrap 2,000次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校正年龄、性别、教育及基线中介与结局，并行Benjamini–Hochberg FDR、平行多中介、反向中介和配对bootstrap比较，分析在R 4.4.0完成。

研究结果：

一般特征（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通过招募与随访流程比较完成者和非完成者发现，43,891名受邀者中5,126人完成基线，2,290人（44.7%）完成两波，2,836人（55.3%）为非完成者。完成者年龄较大（32.1±5.6岁 vs. 30.0±6.2岁；t=12.30，df=5,074，p<0.001；标准化均数差SMD=0.342），教育程度更高（χ²=64.10，df=3，p<0.001），全职就业更常见（χ²=36.60，df=3，p<0.001），但各分类SMD较小。性别分布（Fisher精确检验，p=0.215）和城乡分布（χ²=3.68，df=4，p=0.451）无显著差异。完成者基线CAPE-P略低（48.4±25.9 vs. 50.0±27.8；p=0.028；SMD=0.061），CAPE-N和CAPE-D差异不显著；认知偏差组间差异均较小（SMD<0.10）。

失访分析（Attrition analysis）：通过逻辑回归和逆概率权重分析发现，研究完成与年龄较大和教育程度较高相关；JTC（OR=0.98，95%CI：0.97–1.00，p<0.001）和EAB（OR=1.02，95%CI：1.01–1.04，p=0.001）存在小关联，而基线症状评分和其他认知偏差不是失访的显著预测因素。稳定逆概率权重表现良好（均值=1.00，SD=0.21，范围=0.61–3.09），第99百分位=1.63，未见极端权重或明显右尾膨胀，提示重叠充分且无明显正性假设违背。

中介模型（Mediation models）：通过变化分数中介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发现，在多数假设模型中，应激暴露对抑郁症状、阴性症状和精神病性体验变化具有显著直接效应（ATB和JTC中介模型除外），较高应激与症状严重度增加相关。认知偏差变化至PLEs的直接路径几乎均显著且为正（JTC模型除外）；至阴性症状的路径在EAB、SubCog和SocCog模型中显著；至抑郁症状的路径仅在SocCog模型中显著。校正年龄、性别和教育后，直接路径仍显著。经FDR校正后，间接效应仅在PLEs结局中显著，见于BIB、SB、EAB、SubCog和SocCog变化，ATB和JTC不显著。反向中介模型对SB、EAB、SubCog和SocCog显著，对BIB不显著；配对bootstrap比较显示反向间接效应一致小于假设方向效应。平行多中介模型中，七个认知偏差同时进入后，校正前后均无单个中介特异间接效应对PLEs达到显著，但总间接效应显著；SocCog是唯一对阴性和抑郁症状均显示显著中介特异间接效应的偏差。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结果支持应激暴露与PLEs增加相关，并提示认知偏差中介这一关联主要见于PLEs而非阴性或抑郁症状。该结果与既往关于应激和精神病风险的研究一致，并将证据拓展至1年内的累积应激和纵向变化。症状域特异性与认知偏差尤其与阳性精神病维度及妄想形成和维持的理论相符；对阴性和抑郁症状，认知偏差可能更多作为调节因素而非中介，抑郁通路可能主要通过情感扰动实现。特定偏差方面，BIB与妄想确信和严重度相关，SB可通过阻止威胁评估被否定而维持迫害信念，EAB与偏执及症状严重度相关，SubCog与主观认知抱怨中介易感-阳性症状关联的研究一致，SocCog与社会认知缺陷促成偏执评估及社会认知改善减少偏执观念的证据一致。平行多中介结果提示，单独模型中的中介效应大体反映相关认知过程间的共享方差，认知偏差可能作为相互关联系统而非孤立风险因素起作用；SocCog对阴性和抑郁症状的特异间接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JTC无中介与既往元分析及实验证据一致，可能更多反映临床状态而非发展机制；ATB缺乏中介可能与其跨诊断性质及焦虑相关注意偏向有关，且ATB和JTC信度较低可能削弱关联，但BIB在信度相近时仍显著，提示测量精度不能完全解释该模式。反向效应较小支持假设方向，但也提示可能存在双向关系。干预方面，显著间接效应涉及的偏差与CBTp、MCT和社会认知训练等靶点重叠，但平行多中介结果提示同时针对多个认知过程可能较针对单个偏差更合适，尚需直接检验。局限性包括两波设计和1年间隔不能直接观察认知偏差变化与PLEs变化之间的时间顺序；变化分数对测量误差敏感；认知偏差采用自评；JTC、ATB和BIB内部一致性有限；改良SRRS混合事件暴露与主观评价，可能引入共享方法方差且该特定版本未独立验证；未测量终生逆境包括童年创伤，不能排除早期应激残留混杂；应答率、随访失访、网络面板和18–40岁年龄范围限制泛化；观察性研究描述时间关联而非确立因果。

研究结论翻译：总之，本研究结果支持认知偏差的多维视角，提示在考察应激与精神病相关体验关系时，认知偏差随时间的集体演变可能比单个偏差的变化提供更多信息。该工作通过强调认知偏差作为可能促成PLEs出现的动态过程，拓展了应激相关精神病理学现有模型。未来研究应确定改变这些认知过程能否降低对应激体验的PLEs易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