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A Bayesian analysis of childhood tobacco consumption in early-modern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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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三个后中世纪荷兰人群的103具非成年个体骨骼遗骸的牙齿进行了宏观烟草使用证据检查。研究人员利用烟斗凹槽磨损（pipe-notches）和牙面染色（dental staining）两种指标评估烟草消费情况，并采用贝叶斯（Bayesian）高斯模型分析吸烟状
对来自三个后中世纪荷兰人群的103具非成年个体骨骼遗骸的牙齿进行了宏观烟草使用证据检查。研究人员利用烟斗凹槽磨损（pipe-notches）和牙面染色（dental staining）两种指标评估烟草消费情况，并采用贝叶斯（Bayesian）高斯模型分析吸烟状态与死亡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约20.4%的分析个体呈现吸烟标志，最年轻的吸烟者约为6岁。贝叶斯模型选择包含吸烟状态与遗址交互项的模型，表明吸烟对非成年个体死亡年龄的影响因遗址而异。在乡村遗址米登比姆斯特（Middenbeemster），吸烟者的平均死亡年龄显著高于非吸烟者（后验均值差PMD=5.18年，95%最高密度区间HDI：1.96-8.38年），而城市遗址阿纳姆（Arnhem）和代尔夫特（Delft）的差异不显著。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模式反映了地方劳动组织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而非单纯的社会经济地位作用。研究表明，后中世纪荷兰社会的儿童烟草消费并非罕见现象，其发生时机和强度深受当地生活环境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烟草自16世纪传入欧洲后迅速渗透至各社会阶层，在荷兰尤其普及。然而，长期以来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多聚焦于成人群体，默认烟草消费仅限于成年人，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参与。这种认知偏差受到现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影响，但实际上在20世纪初的荷兰，儿童吸烟并不罕见——1914年鹿特丹小学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学生吸烟，6岁儿童中也有26%被记录为吸烟者。确定历史上儿童是否吸烟对于重建童年生活经历至关重要，因为尼古丁暴露会严重干扰身体发育、损害心肺功能并影响神经系统发育，且低龄开始吸烟者面临的寿命缩短风险最高。因此，研究人员提出研究问题：在所研究的遗址中，非成年个体的年龄与烟草使用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如何变化？
二、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选取了荷兰三个后中世纪（post-medieval）骨骼人群，年代跨度为1624至1866年，分别代表不同生活环境与社会经济地位：阿纳姆（Arnhem）圣尤西比乌斯教堂墓地（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城市工业区）、代尔夫特（Delft）新教堂墓地（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城市精英区）、米登比姆斯特（Middenbeemster）凯瑟教堂墓地（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乡村农业区）。研究人员依据牙齿发育萌出模式和骨骺愈合标准独立评估死亡年龄并计算平均值，仅纳入估计死亡年龄≥3岁的个体。烟草消费评估依据Davies-Barrett和Inskip（2024）标准，观察两个指标：烟斗凹槽磨损（pipe-notches）和舌侧牙面染色（dental staining），个体至少有一个指标阳性即归类为吸烟者。数据分析采用贝叶斯（Bayesian）高斯模型框架，通过留一法交叉验证（LOO）进行模型选择，并实施先验敏感性分析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三、研究结果
3.1 样本构成与烟草消费总体情况
最终样本包括103名年龄3-20岁的非成年个体，其中21人（20.4%）呈现烟草消费证据。代尔夫特吸烟率最高（24.1%），米登比姆斯特最低（18.8%）。最年轻的吸烟者出现在代尔夫特，死亡年龄介于5.5-7岁之间。
3.2 牙齿标记分布特征
烟斗凹槽磨损几乎仅见于青少年（13-18岁），仅1例出现在少年组（8-12岁），且只出现在恒牙上。牙面染色在各年龄组分布相对均匀，甚至出现在乳牙上。研究人员认为，烟斗凹槽的形成需要长期累积接触，其集中于青少年反映的是累积暴露时长而非延迟开始吸烟。
3.3 贝叶斯模型选择与性能
留一法交叉验证结果表明，包含吸烟状态与遗址交互项（interaction）的模型预测精度最优，说明吸烟对非成年个体死亡年龄的影响依赖于具体遗址。所有模型参数的R?值均低于1.01，有效样本量超过400，表明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采样收敛良好。
3.4 组水平效应：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对比
在所有遗址中，吸烟者的平均死亡年龄均高于非吸烟者，但仅在米登比姆斯特达到可信差异。米登比姆斯特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95%最高密度区间（HDI）无重叠，后验均值差（PMD）为5.18年（95% HDI：1.96-8.38年），重叠系数（OVP）仅为0.02。阿纳姆和代尔夫特的差异接近零，后验分布重叠较大，表明无可信差异。
3.5 组水平效应：遗址间吸烟者对比
代尔夫特吸烟者平均死亡年龄最低，米登比姆斯特最高，阿纳姆居中。米登比姆斯特与代尔夫特吸烟者之间的对比差异显著（PMD=4.55年，95% HDI：0.58-8.62年，OVP=0.12），提供了强有力证据表明米登比姆斯特吸烟者死亡年龄更高。阿纳姆与代尔夫特的对比不确定性中等，阿纳姆与米登比姆斯特的对比差异极小。
3.6 先验敏感性分析
使用四组不同强度的先验分布重新拟合模型，各组产生的后验对比95%可信区间高度重叠，证实上述发现对先验选择不敏感。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假设烟草消费与年龄增长相关但不会因遗址显著变化，结果获得部分支持：所有人群中吸烟者死亡年龄均高于非吸烟者，但吸烟与死亡年龄的关系因遗址而异，表明地方社会和环境背景在塑造未成年人烟草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人员认为，米登比姆斯特吸烟集中于较大非成年个体的模式可能反映乡村劳动力组织方式：后中世纪荷兰农村儿童约6岁开始工作，约9岁完全融入劳动力队伍并参与男性主导的户外农业劳动，此时才接触到作为男性工作群体社交方式的烟草。相比之下，阿纳姆和代尔夫特的儿童处于烟草使用更普遍的环境中——阿纳姆的工业环境使儿童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频繁接触吸烟成人，代尔夫特的精英家庭则通过时尚消费将烟草融入日常生活。
研究结论：本研究证明后中世纪荷兰非成年个体中存在确凿的烟草消费证据，挑战了历史上儿童不吸烟的传统假设。吸烟行为的发生时机和强度受地方劳动组织和社会环境深刻影响，而非单纯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乡村环境中吸烟与进入男性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而城市环境中儿童可能因更普遍的日常暴露而在更早年龄开始吸烟。这些发现强调在研究过去人群的烟草消费时必须考虑地方社会文化背景，也为理解当代儿童吸烟行为的早期社会根源提供了历史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