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在线时长：社交媒体功能动机、话语相关自我评价与成瘾样症状（BSMAS）关联的探索性先导研究

《Frontiers in Psychology》：Beyond time spent online: exploring functional motives, discourse-related self-appraisals, and social media addiction-like symptoms

　　

引言：研究日益关注过度社交媒体（social media, SM）使用与负性心理健康结局的关系，常将其概念化为SM“成瘾”或“问题性使用”，并使用伯格社交媒体成瘾量表（Bergen Social Media Addiction Scale, BSMAS）等自评量表评估。尽管BSMAS评估自我报告的成瘾样症状，但其得分可能不仅与使用SM的时间有关，也与SM所满足的功能及个体评价自身使用的话语相关自我评价（discourse-related self-appraisals）有关。本探索性先导研究考察了这些维度。方法：研究人员开发了两个探索性工具，评估功能动机与话语相关自我评价。291名SM使用者的便利样本完成了BSMAS、SM使用问题及两个工具。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检验与BSMAS得分的关联。三项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考察与BSMAS条目内容的潜在概念重叠。结果：功能SM使用调查产生五个领域：情绪自我调节参与与逃避、全局福祉获益、娱乐和刺激驱动参与、工具性和目标导向使用、社会认可与自我呈现。基于话语的调查产生三个领域：社会驱动自我判断、警示触发的自我评价、感知的过度病理化与规范异议。每周SM使用在步骤1中与BSMAS得分显著相关，但在完全校正模型中不再显著。情绪自我调节参与与逃避（β = 0.438）和警示触发的自我评价（β = 0.273）仍具统计学显著性；模型解释了49.8%的方差。去除重叠条目后，社会驱动自我判断的关联减弱；去除BSMAS工作/学习影响条目后，警示触发的自我评价关联变化极小。这并未确立警示触发的自我评价与感知问题性使用之间的概念独立性。去除BSMAS心境改变条目削弱但未消除情绪自我调节参与与逃避的关联。讨论：BSMAS得分与报告的SM使用、应对导向动机和话语相关自我评价相关。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去除重叠评价内容后部分关联减弱，而针对性删除条目后其他关联变化极小。这些分析未确立各测量之间的概念独立性。这些探索性发现表明自我报告的成瘾样症状、SM动机和话语相关自我评价之间存在关联，但新提出领域的概念独特性需要独立验证。

研究背景与问题：社交媒体（SM）已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同一平台可满足社交互动、娱乐、消遣、信息寻求、自我呈现等多种需求，并可能作为应对策略用于降低负性情绪或提升正性情绪。既有研究提示SM使用与心理健康结局的关联多为小到中等且结果混杂，部分差异可能与使用动机和情绪调节能力等心理特征有关；Thorell等（2024）报告逃避等动机及社交技能较差者以SM建立新友谊与更高自报成瘾样症状相关，Gu等（2022）报告正念等情绪调节技能与SM使用者更好的心理健康结局相关。与此同时，过度SM使用常被标为“问题性”或“成瘾性”，但将物质使用标准应用于日常活动、行为成瘾分类标准不一致、病因与病程证据有限、适应性/投入性使用与适应不良/成瘾性使用界限不清、以及可能过度病理化等问题持续受到讨论。伯格社交媒体成瘾量表（BSMAS；基于显著性、心境改变、耐受、戒断、冲突、复发等经典成瘾标准评估自报成瘾样症状的自评工具）测量的是自我报告症状而非临床诊断；个体作答可能不仅反映使用模式，也反映其如何解释和评价自身行为。公共与媒体叙事可能提供解释框架，但较少定量研究检验话语相关自我评价与BSMAS症状报告的关联。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探索性先导研究，开发两个工具，检验BSMAS得分是否不仅与每周SM使用时长有关，也与功能动机和话语相关自我评价有关；其意义在于初步提供新工具的结构证据及关联线索，而非确立因果或临床诊断。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与主要结论：研究纳入291名SM使用者，施测BSMAS、每周SM使用小时及两个新开发工具，采用EFA、Pearson相关和三层分层回归，并围绕概念重叠进行三项敏感性分析。完全校正模型中，情绪自我调节参与与逃避（F1）和警示触发的自我评价（D2）为显著独特预测因子，共同解释49.8%的BSMAS得分方差；每周SM使用在纳入话语与功能域后不再显著。结果提示自报成瘾样症状与应对导向动机及警示触发的自我评价共变，但不证明公共话语导致症状，也不证明BSMAS高分缺乏临床意义。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该研究未预注册，为横断面探索性先导研究。样本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2月14日通过Instagram和Facebook在线招募的便利样本，共291名≥18岁且每周使用SM≥1 h的SM使用者，调查以英语经SoSciSurvey实施。工具包括BSMAS（α = 0.78）、每周SM使用小时估计、功能SM使用调查（31条目）和基于话语的调查（27条目，均为7点Likert）。采用EFA（主轴因子法、直接Oblimin旋转）检验结构，以Pearson相关和三层分层回归（步骤1每周使用、步骤2话语域、步骤3功能域）分析BSMAS得分，并进行三项敏感性分析；未进行先验功效分析。

研究结果：
3.1 功能SM使用调查：经多轮EFA与条目删减，31条目最终保留18条目，KMO = 0.835，Bartlett球形检验χ²(153) = 2218.28，p < 0.001，得到五个领域：F1情绪自我调节参与与逃避（5条目，α = 0.86）、F2全局福祉获益（2条目，α = 0.81）、F3娱乐和刺激驱动参与（4条目，α = 0.80）、F4工具性和目标导向使用（4条目，α = 0.71）、F5社会认可与自我呈现（3条目，α = 0.69）。相邻四因子与六因子方案比较支持五因子方案在简单结构与概念一致性上的平衡。
3.2 基于话语的调查：27条目最终保留19条目，KMO = 0.896，Bartlett球形检验χ²(171) = 2233.79，p < 0.001，得到三个领域：D1社会驱动自我判断（6条目，α = 0.84）、D2警示触发的自我评价（4条目，α = 0.80）、D3感知的过度病理化与规范异议（9条目，α = 0.85）；三因子方案解释47.0%的提取方差。二因子方案混淆D1与D2，四因子方案拆分D3且交叉载荷明显，故三因子方案在简单结构、概念一致性与简约性间最清晰。
3.3 相关分析：BSMAS得分与每周SM使用正相关（r = 0.28），与F1相关最强（r = 0.62），与F3、F4、F5呈较小正相关（r = 0.26–0.39），与F2基本无关（r = 0.05）；与D1（r = 0.47）、D2（r = 0.55）相关较强，与D3相关较弱（r = 0.21）。F2与D3相关较高（r = 0.55），F1与D1相关较高（r = 0.54）。
3.4 分层回归分析：步骤1中每周SM使用显著预测BSMAS得分（β = 0.28，p < 0.001），R² = 0.077；步骤2加入三个话语域后R² = 0.351，ΔR² = 0.275，D1（β = 0.23）与D2（β = 0.39）显著，每周使用不再显著（β = 0.10，p = 0.053）；步骤3加入五个功能域后R² = 0.498，ΔR² = 0.147，仅F1（β = 0.44，p < 0.001）与D2（β = 0.27，p < 0.001）显著。VIFs为1.16–1.99，Cook's distance最大0.052；排除一个标准化残差为3.64的观测后最终结论不变。
3.5 与BSMAS概念重叠的敏感性分析：模型A使用原始D1/D3（不含D2）时，最终R² = 0.454，D1仍显著（β = 0.182，p = 0.002），D3不显著，F1显著（β = 0.459），F2呈负关联（β = ?0.155，p = 0.006）。模型B删除D1中3个明确涉及成瘾/过度使用/负性后果的条目及D3中2个相关条目后，R² = 0.442，修订D1关联减弱至不显著（β = 0.110，p = 0.057），F1仍最强（β = 0.486），F2负关联（β = ?0.171，p = 0.003）、F3正关联（β = 0.108，p = 0.049）及每周使用（β = 0.102，p = 0.031）显著。D2敏感性中删除BSMAS工作/学习影响条目（Item 6）后五条目BSMAS的α = 0.741，D2相关由r = 0.545变为0.534，最终D2（β = 0.265，p < 0.001）与F1（β = 0.434）仍显著，R² = 0.487，D2关联变化极小但不证明概念独立。F1敏感性中删除BSMAS心境改变条目（Item 3）后五条目BSMAS的α = 0.766，F1相关由r = 0.620降至0.527，最终F1（β = 0.315，p < 0.001）减弱但仍显著，D2（β = 0.288）与D1（β = 0.132，p = 0.039）显著，R² = 0.424。

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讨论指出，BSMAS得分在本样本中不仅与报告的SM使用时长有关，也与应对导向动机和话语相关自我评价有关；但研究不能表明公共话语导致成瘾样症状，也不能表明BSMAS得分是叙事产物。每周使用单独进入时显著，但在完全校正模型中独特方差有限，提示仅凭使用时长不足以理解问题性使用，但该指标为单条回顾性自评，不能据此否定时长的意义。F1与BSMAS心境改变条目概念接近，删除该条目后关联减弱但未消失，故应谨慎解释应对导向SM使用与自报成瘾样症状的关系。D2与自感问题性使用概念接近，删除BSMAS工作/学习影响条目后关联变化极小，但仍不能确立概念独立。D1的独特关联对条目内容和模型设定敏感，去除重叠评价内容后减弱，不支持将其解释为独立“话语效应”。D3在匹配敏感性模型中无显著独特贡献。F2与D3强正相关，F2对BSMAS的负向关联仅出现在敏感性模型且主模型不显著，应视为模型依赖，不能解释为保护作用。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同一调查时点自评、固定问卷顺序、未测量公共话语暴露、新工具与回归同一样本开发验证、部分领域条目少或α较低、便利样本经SM招募且为非临床英语样本，故不能推断因果、临床诊断或普遍化。研究结论（翻译）：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本探索性发现提示，BSMAS得分变异可能与SM所服务功能及用户话语相关自我评价均有关。结果未证明成瘾样症状报告由文化叙事产生，也未证明BSMAS高分缺乏临床意义；相反，其支持进一步研究功能动机、感知损害、行为指标及个体评价自身SM使用时的解释背景是否共同与自报问题性使用测量相关。此类工作可能有助于更细致地区分高频率及潜在问题性SM参与，而不预设频繁使用本身即为病理，也不预设报告困难仅为话语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