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正向关联：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在生育率下降与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提升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对于缓解人口挑战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基准回归、倾向得分匹配、中介效应分析及异质性检验，考察了体育锻炼与生育意愿之间的正向关联。研究结果显示二者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正相关。第一，体育锻炼与育龄女性的理想子女数呈正向关联。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基准回归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系数为0.046（p < 0.01），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系数为0.087（p < 0.01），该结果通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第二，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部分中介了这一关系：体育锻炼通过改善健康状况和提升主观幸福感，进而与理想子女数呈正向关联。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年轻女性（≤30岁）与城镇居民的系数估计值在描述性层面更大，但正式的交互项检验表明，这些差异在常规显著性水平上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上述发现提示，人口政策可将体育锻炼纳入考量，营造生育友好型环境，并促进体育锻炼与个人福祉的互益效应，但前提是未来因果证据能够支持所观察到的关联。

论文解读：体育锻炼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正向关联——基于CGSS2021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生育率在战后短暂高峰后持续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其38个成员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的3.3降至2022年的1.5，部分国家已面临超低生育率。据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国家统计局报告2023年出生人口仅902万，自然增长率为?1.48‰，总和生育率徘徊在1.0左右，连续两年负增长。尽管2021年实施了“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中国仍面临持续生育率下降和现有生育支持政策效果有限的问题，亟需创新解决方案。

理解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应对低生育挑战的关键。随着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提高，女性有效生育窗口缩短、平均生育年龄推迟，生育决策已从“子女数量”转向“是否生育”的根本性考量。在此背景下，仅依靠经济激励或政策放宽似乎不足，需审视可能增强生育意愿的非经济因素。

体育锻炼作为积极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已确立的健康益处外还具有社会价值。规律锻炼可使个体体验更多兴奋与愉悦、缓解负面情绪、增强体质。徒步、瑜伽、慢跑等已成为现代女性缓解压力、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女性健康管理的主体性，还能强化自我认同、自我意识及身体的精神文化价值。理论上，体育锻炼已被证明能显著改善个体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二者均为影响生育决策的心理资源。然而，鲜有研究将体育锻炼、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更少考察该机制在不同人口学亚组间的差异。

本研究基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数据，实证考察体育锻炼如何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提出三个核心问题：体育锻炼是否与育龄女性更高生育意愿相关？体育锻炼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这些效应在不同年龄组和城乡户籍群体间如何变化？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CGSS2021，于2023年3月31日公开发布，采用分层四阶段概率抽样设计，覆盖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最终分析样本为1,230名20–50岁育龄女性。从初始8,148名受访者中依次排除男性、离婚或非标准婚姻状态者、20–50岁年龄段之外者，以及生育意愿和体育锻炼频率回答模糊者。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其一，描述性统计与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刻画样本分布并检验变量间初步关联；其二，基准回归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体育锻炼对生育意愿的总效应，并以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多重共线性；其三，中介效应模型，遵循Baron和Kenny逐步法，以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为并行中介变量，采用Bootstrap法（1,000次重抽样）检验间接效应显著性；其四，稳健性检验，包括倾向得分匹配（PSM）——采用1:1最近邻匹配（卡尺0.05）、核匹配（带宽0.06）和半径匹配（卡尺0.01与0.05）多种估计器，以及Rosenbaum边界敏感性分析，并改用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排除函数形式误设；其五，异质性分析，采用交互项设定而非分样本比较，正式检验年龄组和户籍组的系数差异。样本量事前计算使用GPower 3.1，效应量Cohen's f2=0.03，最小所需样本680，实际样本1,230远超阈值。

三、研究结果

3.1 相关性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体育锻炼与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r = 0.088，p < 0.05）。所有相关系数均低于0.7，表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多重共线性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的VIF值介于1.16至1.90之间（均值1.43），远低于5的常规阈值，容忍度（1/VIF）均接近1，确认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假设得到满足。

3.3 基准回归分析

模型1（不含控制变量）显示体育锻炼对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效应（系数=0.046，t=3.079，p < 0.01），初步支持假设H1。模型2（含全部控制变量）系数大幅增至0.087（t=5.849，p < 0.01），约为模型1的两倍。鉴于VIF诊断排除多重共线性，该增幅被解释为模型设定增益，源于纳入抑制型混杂变量——教育程度和户籍在双变量层面与体育锻炼和生育意愿均正相关，但在控制年龄和婚姻状况后条件净效应转为显著负向（?0.077和?0.154），表明这些变量在双变量设定中充当掩蔽因素。控制变量中，年龄（0.013）、婚姻状况（0.180）和户籍（?0.154）呈预期方向的显著关联，教育程度呈显著负效应（?0.077），与教育—生育权衡文献一致。社会层面变量（社交频率、社会阶层、社会互动、社会经济地位）均未达显著水平。模型拟合优度随控制变量纳入大幅提升，R2从0.8%增至14.4%。

3.4 稳健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PSM）中，1:1最近邻匹配（卡尺0.05）成功消除协变量显著不平衡，标准化均值差降至10%以下，匹配后样本（N=429）回归系数为0.069（t=2.961，p < 0.01）。核匹配（ATT=0.142）、半径匹配（卡尺0.01，ATT=0.155；卡尺0.05，ATT=0.141）均产生高度一致且显著的结果（p < 0.05）。Rosenbaum边界敏感性分析显示，临界Γ值范围为1.3–1.4，表明未观测混杂因素需将锻炼概率提高约1.3至1.4倍才能完全抵消显著效应，提示结果对隐藏偏误具有中等敏感性。

3.5 更换计量模型：有序Probit稳健性检验

有序Probit模型结果与OLS完全一致：体育锻炼在简约模型（系数=0.063，z=2.792，p < 0.01）和全模型（系数=0.139，z=5.589，p < 0.01）中均保持正向显著效应，伪R2从0.003增至0.073。

3.6 关联分解：健康与幸福感的间接路径

并行中介模型显示，体育锻炼与健康状况（系数=0.068，t=3.77，p < 0.001）和主观幸福感（系数=0.045，t=3.14，p < 0.01）均呈正向显著关联。联合模型中，健康状况（系数=0.066，t=2.81，p < 0.01）和主观幸福感（系数=0.087，t=2.94，p < 0.01）均为生育意愿的显著独立预测因子。总间接效应为0.0085（p < 0.01），占总效应9.7%；经健康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0045（占4.6%），经幸福感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0040（占5.2%），两条路径均显著且互补而非冗余。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体育锻炼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呈稳健正向关联，支持假设H1。中介分析证实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部分中介该关联，分别支持假设H2和H3。异质性分析显示年轻女性（≤30岁）和城镇居民的系数描述性更大，但正式交互检验表明差异不显著（p > 0.05），提示该关联在不同年龄和户籍群体间具有一致性。

研究贡献在于：相较于Bu等（2023）考察混合性别青年生育态度、以健康和家庭和谐为中介，本研究聚焦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相较于Lin等和Deng等采用以家庭功能和婚姻满意度为中心的序列中介，本研究采用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并行中介框架，可分离二者独立间接效应并评估路径互补性或冗余性；此外，采用多种PSM估计器结合Rosenbaum边界敏感性分析，较先前单一模型设计提供更稳健的选择偏误评估。

研究局限性包括：因变量测量的是“理想”而非“计划”生育数量；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Rosenbaum边界分析提示结果可能受未观测心理社会因素部分影响。研究提示，人口政策可将体育锻炼纳入考量，营造生育友好型环境，促进体育锻炼与个人福祉的互益效应，但前提是未来因果证据支持所观察到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