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物种社会性灭绝与生物性灭绝轨迹的概念框架

《Conservation Biology》：A framework to assess trajectories of societal and biological extinction

　　

遭受社会性灭绝（societal extinction）的受威胁物种——即物种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感丧失的物种——获得保护关注的可能性较低，这可能致使其生物性灭绝（biological extinction）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然而，关于此类灭绝的过程与形式，目前所知甚少。为此，研究人员旨在以定量方式论证社会性灭绝的概念。研究人员假设，社会性灭绝会导致针对受影响物种的保护努力减少，而这进而可能与其生物性灭绝相关联。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描述社会性灭绝与生物性灭绝之间轨迹的框架，该框架包含四个角状态（corner states）和九条社会存在途径（pathways of societal presence），可通过定量指标加以表征。研究人员以2020年日本红色名录（Japanese Red List）所列物种的Google Trends数据，连同私营部门对保护所作贡献的相关信息开展了一项案例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超过半数的物种仍处于社会性受威胁（societally threatened）状态，即接近社会性灭绝。相比之下，保护努力（如税收捐赠制度和非货币性企业贡献）主要指向社会性现存（societally extant）、特别是普遍存在且随时间被持续检索的物种。然而，少数生物性现存的物种却处于社会性受威胁状态，表明物种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状态之间可能存在分歧。因此，不仅在生物性上、而且在社会性上均受威胁的物种，应被优先作为公共保护努力的对象，因为它们获得私营部门充分支持的可能性较低。为给未来研究工作提供参考，研究人员还从Google Trends之外的多个角度汇总了部分物种社会存在的数据。

**研究背景**

生物多样性丧失已成为全球最严峻的环境挑战之一。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2019年全球评估，约100万种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为应对这一危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及世界各国相继建立了红色名录（Red List）体系，通过定量和定性标准评估物种的灭绝风险，为政策制定和公众意识提升提供科学依据。然而，公众关注度和保护资源的分配往往偏向于具有高社会吸引力的物种，如大型哺乳动物等旗舰物种。相较之下，一些形态不显眼或经济价值较低的物种，即使在生物学上已濒临灭绝，也可能因长期不受关注而逐渐从人类社会视野中消失。这种“社会性灭绝”（societal extinction）现象——即物种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感的丧失——可能导致其生物学灭绝被忽视，进而使保护行动缺失。同时，私营部门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日益重要，例如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的框架促使越来越多企业披露自然相关信息。然而，社会性灭绝的具体过程、表现形式及其与生物性灭绝之间的关系，仍缺乏系统性的定量研究。此外，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标准化地优先保护那些在生物学或社会学意义上已经或即将灭绝的物种，尚未形成统一方案。

**研究目的与框架构建**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一个核心假设：社会性灭绝会降低受影响物种获得的保护努力，从而可能加速其生物性灭绝。为验证此假设，他们开发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于描述社会性灭绝与生物性灭绝之间的动态轨迹。该框架由生物性状态（B）和社会性状态（S）两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包含三种水平：普遍存在（prevalent, P）、中间状态（intermediate, I）和灭绝（extinct, E），由此定义四个角状态（corner states）——即B_PS_P（双普遍）、B_PS_E（生物普遍但社会灭绝）、B_ES_P（生物灭绝但社会普遍）和B_ES_E（双灭绝）——以及它们之间的中间顶点（B_xS_y，x, y = P, I, E）。框架还进一步划分出九条社会存在的时间途径（pw1–pw9），用以刻画社会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模式。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以2020年日本红色名录中列为灭绝（EX）、野外灭绝（EW）和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的物种为研究对象，共涉及13个生物类群的1155个物种。他们利用Google Trends获取这些物种在2020年3月27日至2024年3月27日共210周内的相对搜索量数据，使用日语俗名在日本地区进行检索，并通过5个不同IP地址重复采集以降低误差。研究定义了“零周数”（zero-week number, zwn）指标，即相对搜索量为零的周数，用以量化物种社会存在度。此外，研究人员还分析了私营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对鸟类和哺乳类CR物种的保护贡献，涵盖税收捐赠、企业非货币贡献等多种形式，并考察了物种相关动漫角色和地方象征动物的存在情况。

**研究结果**

*概念框架*

框架定义了四个角状态和九条途径。基于Google Trends的指标特性，研究人员将九条途径划分为三个可区分的途径群：pw1/pw2/pw3、pw4/pw6/pw7/pw9和pw5/pw8。其中，pw3对应绝对搜索量持续低下的稳定状态，即社会性灭绝；pw8和pw9代表社会存在度持续低下的下降路径，被定义为社会性濒危。

*日本受威胁物种的社会性状态*

在1155个目标物种中，约905种（约81%）可从Google Trends获得数据，约19%的物种无任何可检测数据。在所有生物类群中，超过半数物种的零搜索周数超过100周甚至200周，表明这些物种已接近或处于社会性灭绝状态。例如，维管植物中有约311种零搜索周数超过100周，地衣和真菌中有约66种，藻类中有约52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68个生物性现存（常见）物种中，仅4个物种的零搜索周数超过200周。部分典型受威胁物种如球藻（Aegagropila linnaei）和绿鲟（Acipenser medirostris）在整个研究期间每周均有搜索记录，体现了较高的社会存在度。值得注意的是，少数生物性现存物种（如Bombus ardens和Ceriagrion melanurum）却表现出极低的社会存在度，表明生物学与社会性状态之间存在潜在分歧。

*保护投资与社会存在度的关系*

对CR级别鸟类和哺乳类的分析显示，处于“生物性受威胁但社会性现存”角落的物种（如朱鹮Nipponia nippon、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冲绳秧鸡Gallirallus okinawae等）通常具有动漫角色或地方象征动物等社会存在形式，并获得包括税收捐赠、企业非货币贡献在内的多样化保护支持。相反，处于“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受威胁”角落的物种（如小笠原绿啄木鸟Chloris sinica kittlitzi、大东果蝠Pteropus dasymallus daitoensis等）几乎没有相关动漫角色或地方象征动物，其保护贡献以货币捐赠为主，税收捐赠和非货币贡献极为稀少，甚至部分物种没有任何网页募捐活动。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日本红色名录的列入并未显著提升多数物种的社会认知度。超过半数的受威胁物种在列入名录后仍然处于社会存在的边缘状态，这暗示红色名录在国家层面影响公众意识和保护行动的效果有限。一方面，高社会存在度的物种往往具有独特形态或社会经济价值（如球藻、鲟鱼卵），能够持续吸引公众兴趣并带动保护投资；另一方面，生物性灭绝的物种（如日本狼Canis lupus hodophilax）仍可保持社会性存在，这种现象为通过教育或文化途径维持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提供了可能。

从保护优先序角度看，研究人员强调，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受威胁的物种最需要公共保护资源的优先投入，因为它们难以获得来自私营部门的支持。社会性灭绝可能与生物性灭绝相互强化，构成灭绝漩涡（extinction vortex）的重要组成过程。然而，生物性与社会性灭绝也可能独立发生，这提示保护策略需要同时关注两个维度。

研究人员也承认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第一，Google Trends数据本身存在算法不透明和阈值效应，零值并不绝对等于没有搜索，可能导致zwn被高估。第二，九条社会存在途径未能涵盖更复杂的动态模式（如偶发峰值）。第三，案例研究仅集中于EX、EW和CR三个类别，且未使用Google Trends的主题（topics）功能来综合同义词和多语言搜索。第四，保护努力相关案例数量有限，评估方法有待完善。

未来研究可探索不依赖Google Trends的替代方法，例如利用维基百科页面浏览量作为绝对搜索量的代理指标，并通过多源数据三角验证来更精准地区分九条途径。此外，扩展红色名录的覆盖类别将有助于更细致地评估名录在提升公众意识方面的作用。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本研究首次以定量方式证明了社会性灭绝的现实存在，并揭示了生物与社会性状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完善物种保护优先序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