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The potential for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the Kunming-Montré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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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MGBF）的实施强调采用“全政府与全社会”（whole-of-government and whole-of-society）方法，以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雄心目标与具体目标。CBD缔约方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MGBF）的实施强调采用“全政府与全社会”（whole-of-government and whole-of-society）方法，以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雄心目标与具体目标。CBD缔约方大会邀请学术与研究机构支持KMGBF的实施，并近期建立了区域性技术与科学合作中心（TSCCs），以协助缔约方获取学术建议。然而，学术与研究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支持KMGBF，以及此类支持如何与区域中心的行动协调，仍有待确定。通过对52个非洲国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s）所涉及行动者的网络分析，研究人员评估了学术机构作为知识提供者（knowledge providers）和促进者（facilitators）的预期贡献。政府期望学术界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国家实施中发挥关键作用。研究人员的分析表明，区域支持中心与学术与研究机构在支持KMGBF实施方面的作用具有互补性。因此，学术机构可在建立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和知识中介（knowledge brokerage）的结构化机制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除以学术风格呈现研究人员的分析与发现外，研究人员还向决策者和CBD缔约方提供一份两页的政策简报（Policy Brief），概述该论文及其对实践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生物圈功能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社会系统具有重大影响。CBD（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前两个战略计划被认为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影响有限，COP15通过KMGBF（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强调“全政府与全社会”实施，并要求科学知识与环境政策共同生产。KMGBF将在国家和地方层面落实，各缔约方通过NBSAPs（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列出承诺及预期参与实施的实体。与此同时，CBD建立TSCCs（技术与科学合作中心），以需求驱动方式提供科学、技术和技术支持。然而，科学和能力缺口仍存，学术与研究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支持KMGBF，以及如何与TSCCs协调，尚待明确。学术机构是知识主要提供者，但也受资金、出版指标等约束，不能假定其必然能够支持CBD。因此，该研究检验学术机构可显著贡献KMGBF知识交换网络并与TSCCs等结构互补的假设。研究人员通过非洲NBSAPs网络分析、TSCCs加入网络分析及CASCADE（保护与可持续性学术机构联盟）案例，评估学术机构作为知识提供者和知识中介的预期作用。结论表明，政府期望学术界在国家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政策中发挥关键作用；TSCCs与学术机构作用互补，学术机构可在知识生产和知识中介的结构化机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学术网络可促进新的知识交换关系。
方法上，研究人员审查CBD信息交换机制网站可得的54份非洲缔约方NBSAPs，排除无法明确识别实施行动者的吉布提和利比亚，分析52份（英文28、法文21、西班牙文1、葡萄牙文1；多数2015年发布）。按目标提取行动者，构建目标网络和Party-NBSAP网络，使用R软件igraph计算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介数中心性及局部/全局聚类系数，并计算52个缔约方中各行动者的中位排名。将5个非洲TSCCs接入政府行动者与CBD Secretariat，形成NBSAP–TSCC网络；通过bootstrap随机重连边、Cohen's D和决策树区分结构效应与关系效应。以CASCADE为概念验证案例，在线调查映射其与ODA（官方发展援助）国家的伙伴关系，获49份回复、98个伙伴关系、16个CASCADE机构，其中57个与非洲行动者相关；据此构建受限NBSAP–TSCC–CASCADE网络。
3.1 缔约方在NBSAPs中识别的行动者（The actors identified by parties in their NBSAPs）。通过52份非洲NBSAP网络分析，政府机构在国家和国际NBSAP网络中均最中心；学术机构与NGO（非政府组织）在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中均排名第2，显示其既可作为知识提供者直接提供专门知识，也可作为知识中介在行动者之间架桥。私人咨询机构参与20份NBSAP编制，但仅在博茨瓦纳、塞舌尔和南非NBSAP中被列为重要实施伙伴。结论是政府期望学术界在国家实施KMGBF中发挥关键作用。
3.2 会前NBSAPs与TSCCs的关联及增加知识交换的潜力（Linkages between pre-COP NBSAPs and the TSCCs and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knowledge exchange）。通过比较NBSAP与NBSAP–TSCC经验网络及随机网络，加入TSCCs对全局聚类系数和介数中心性具有较大Cohen's D，且经验网络与随机网络差异方向相反，表明存在关系效应，TSCCs促进更凝聚的子群并支持特定行动者桥接不同群体；但局部聚类、接近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的结构效应有限或可忽略。结论是TSCCs主要发挥组织与监督实施的作用，而非直接生成新的知识交换机会。
3.3 外部学术机构网络支持知识交换的潜力（Potential for a network of external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knowledge exchange）。通过将CASCADE加入受限NBSAP–TSCC网络，所有指标均出现结构效应；全局和局部聚类系数下降，特征向量、接近和介数中心性上升，表明存在关系效应。CASCADE连接了TSCCs未连接的 Arg 行动者，并与已有影响力行动者相连，因而与TSCCs互补。结论是TSCCs正在结构化网络，而CASCADE促进新的关系。
讨论部分认为，TSCCs与学术机构在促进知识交换方面互补：TSCCs提供组织结构与协调，学术机构促进知识流动、桥接不同行动者和跨目标协同。学术机构应联合为更一致的网络，CASCADE即为一种努力；Teng? et al.提出知识动员、综合、翻译、协商和应用等任务，Bandola-Gill et al.指出共同生产的多种形式，并需缓解行动者间权力不对称。学术机构若作为一致实体与缔约方互动，将更便于发挥知识中介作用；研究人员需接受知识中介培训。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学术机构在KMGBF实施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这意味着研究人员需要更好地接受知识中介培训，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对生物多样性政策产生现实影响；这将使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更具“可信性、合法性和显著性”（credible, legitimate and salient），并最终使学术界在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发挥充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