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痫成人自报ADHD症状需谨慎：主观感知与客观认知表现的分离

《Seizure: European Journal of Epilepsy》：Caution with self-reported ADHD symptoms in adults with epilepsy: discrepancy between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objective cognitive performance

　　

目的：除发作控制外，额外健康问题日益被视为癫痫患者（people with epilepsy, PwE）照护的重要方面。认知损害和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在内的精神共病在该人群中常被报告。然而，自评筛查工具和易于获取的在线问卷的广泛使用，引发了对PwE中主观ADHD症状识别有效性及潜在过度诊断的担忧。因此，本研究考察PwE中自报ADHD症状与客观评估的注意和执行功能之间的关系。方法：共纳入289例成人PwE。ADHD症状采用成人ADHD自评量表（Adult ADHD Self-Report Scale, ASRS v1.1）以及基于DSM-IV（ADHS–SB/DSM-IV）和ICD-10标准（ADHS–SB/ICD 10）的ADHD自评（ADHD self-report, ADHS–SB）评估。认知表现采用EpiTrack?评估，这是一种评估注意和执行功能的神经心理筛查工具（n=129）。一致性采用卡方检验、McNemar检验和Cohen’s kappa评估。结果：ADHD筛查阳性率为14.9%至21.8%，所有工具均阳性者占6.6%，注意和执行功能受损者占41.9%。ASRS结果与ADHS–SB/DSM-IV结果（κ=.248）及ADHS–SB/ICD 10结果（κ=.321）呈弱一致性。ADHS–SB/DSM-IV与ADHS–SB/ICD 10结果呈较强一致性（κ=.702, p<.001）。ADHD筛查阳性与注意和执行功能无有意义关联（κ=?.050至.146）。EpiTrack?表现与较高发作频率和多药治疗相关（p<.05）。结论：在PwE中，主观ADHD症状与客观测量的认知损害重叠有限。注意和执行功能障碍似乎主要由癫痫相关因素驱动，而非报告的ADHD症状，这强调需要进行全面临床评估。

论文解读：该文作者为 Celina Schmidt、Christoph Helmstaedter、Juri-Alexander Witt、Rainer Surges、Susanna Moskau-Hartmann 和 Randi von Wrede，研究来自德国波恩大学医院癫痫科（Department of Epileptology, University Hospital Bonn），聚焦成人癫痫（epilepsy）患者中自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症状与客观认知表现之间的不一致。研究背景在于，癫痫是常见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其影响超出反复非诱发性发作本身，常涉及注意、加工速度、记忆和学习等认知损害，以及包括ADHD在内的精神共病。ADHD与癫痫可能反映共享的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功能障碍，涉及去甲肾上腺素能或5-羟色胺能失调及前额叶和颞叶结构异常。儿童和青少年癫痫患者ADHD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成人癫痫中ADHD症状约见于20–30%，严重认知损害者可达70%。同时，癫痫可带来驾驶限制、就业受限、依赖他人、公共场合发作恐惧及社交退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虽可提供支持，但也可能传播错误信息、网络欺凌、焦虑抑郁和睡眠紊乱，并促成将非特异症状归因于ADHD的自我诊断。短视频和帖子常以简化方式呈现注意力难集中、坐立不安、无组织等非特异表现，可能通过确认偏误和社会验证机制影响PwE。若未经专业评估即自我诊断，可能延误就诊或采取不适当治疗。因此，研究人员以自评ADHD症状与神经心理客观评估相比较，考察PwE中主观ADHD症状与客观注意和执行功能的关系。

关键技术方法（≤250字）：横断面研究纳入德国波恩大学医院癫痫科289例服用抗癫痫发作药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 ASM）的成人PwE；采用ASRS v1.1及ADHS–SB/DSM-IV、ADHS–SB/ICD 10自评ADHD症状；采用EpiTrack?评估注意和执行功能（n=129）；使用卡方检验、McNemar检验、Cohen’s κ、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Fisher–Freeman–Halton exact检验、Pearson相关、单因素ANOVA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ADHD筛查阳性率及人群特征。通过描述性统计和t检验发现，289例PwE中66.8%在任一筛查问卷均未阳性，阳性率随工具和解释策略为14.9%–21.8%，仅6.6%在所有工具和策略下均阳性；ASRS v1.1阳性58例（20.1%），ADHS–SB/DSM-IV阳性43例（14.9%），ADHS–SB/ICD 10阳性63例（21.8%）。ASRS v1.1阳性者较阴性者年轻（M=36.24, SD=14.92 对 M=41.09, SD=16.04；t(289)=?2.09, p=.038, d=.31），ADHS–SB/DSM-IV呈相似结果（p=.037, d=.35）；病程和既往ASM数在ASRS v1.1及ADHS–SB/DSM-IV阳性与否间无显著差异，ADHS–SB/ICD 10则年龄、病程和既往ASM数均无显著差异。卡方检验显示较高发作频率与ADHS–SB/ICD 10阳性显著相关（χ²(2)=11.35, p<.01, V=.20），但ASRS v1.1和ADHS–SB/DSM-IV未复制该关联；性别、教育、癫痫类型、治疗类型与各问卷或评分框架无显著关联。多变量二元logistic回归显示ASRS-V1.1整体模型显著（χ²(10)=18.57, p=.046; Nagelkerke’s R²=.098），但各单独预测因素均未达显著，>10次/年发作者阳性比值比（OR=2.15, p=.075）未显著；ADHS–SB/ICD 10整体模型显著（χ²(10)=23.59, p=.009; R²=.121），>10次/年发作者阳性OR=3.96, p=.002；ADHS–SB/DSM-IV整体模型不显著（χ²(10)=14.79, p=.140; R²=.088），但>10次/年发作者OR=2.89, p=.037。

筛查问卷之间的一致性。通过卡方、McNemar和Cohen’s κ检验发现，ASRS-V1.1与ADHS–SB/DSM-IV分类显著相关但一致性一般（χ²(1,N=289)=18.32, p<.001, κ=.25），McNemar检验不显著（p=.077）；ASRS-V1.1与ADHS–SB/ICD 10亦为一般一致性（χ²(1,N=289)=29.84, p<.001, κ=.32），McNemar检验不显著；ADHS–SB/DSM-IV与ADHS–SB/ICD 10一致性很强（χ²(1,N=289)=150.33, p<.001, κ=.70），但McNemar检验显著（p<.001），提示ICD-10标准较DSM-IV标准将更多参与者归为ADHD阳性。

EpiTrack?认知表现及其相关因素。通过EpiTrack?二分类及卡方、相关和ANOVA分析发现，129例完成EpiTrack?者中平均表现52.7%、重度受损24.8%、轻度受损17.1%、高于平均5.4%；发作频率与EpiTrack?结果显著相关（χ²(2)=16.48, p<.001, V=.36），治疗类型亦显著相关（χ²(2)=9.45, p=.009, V=.27），多药治疗者更易被归为认知受损；年发作频率与多药治疗状态正相关（r(127)=.27, p=.002）；downer药物与认知表现呈边缘显著关联（χ²(1)=3.92, p=.048），downer组认知受损比例50.0%对32.8%，但结果边缘应谨慎解释；uppers药物、性别和教育与EpiTrack?表现无显著关联；ANOVA显示病程组间差异显著（F(1,127)=7.28, p=.008），年龄（p=.053）和既往ASM数（p=.057）呈趋势水平。EpiTrack?亚组较无EpiTrack?数据者药物更多、>10次/年发作更常见、结构性疾病更多、多药治疗更常见。

ADHD筛查与客观认知表现的关系。通过卡方、McNemar和κ分析发现，在具有客观测试的亚组中，EpiTrack?表现与ADHD筛查测试无显著关联，ADHD筛查阳性与注意和执行功能无有意义关联（κ=?.050至.146）。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认为，ADHD筛查阳性率因工具和诊断框架而异，约15%–22%，仅约7%在所有工具均阳性；一般成人ADHD现患率估计为4%–7%，提示PwE中ADHD症状报告较多。ASRS v1.1阳性者较年轻，但多变量回归未确认年轻年龄为显著预测因素。较高发作频率与ADHS–SB/ICD 10阳性相关，>10次/年发作者较无发作者阳性几率近四倍，但该关联未在各评估方法中一致出现，应谨慎解释；ADHD测量与病程、性别、教育、癫痫类型无显著关联，亦未发现与既往或当前ASM相关，这与Ettinger等（2015）报告不同。ASRS-V1.1与DSM-IV、ICD-10分类仅一般一致，而DSM-IV与ICD-10框架间一致性较强，ICD-10较DSM-IV更敏感或限制更少。EpiTrack?表现主要与癫痫严重度相关，较高发作频率和多药治疗与较差认知结局相关；ADHD筛查结果与EpiTrack?客观认知表现无有意义关联。解释包括：EpiTrack?并非ADHD诊断参考标准；自评问卷与表现型认知测试评估相关但不完全相同的功能维度；慢性疾病患者可能增加症状监测和内感受敏感性；主观认知抱怨可受焦虑、抑郁、压力、疲劳等影响；补偿策略可在结构化测试中掩盖困难；测试情境提供短期聚焦和结构，而日常生活需自由选择。临床和社会意义在于，自评ADHD筛查结果与客观认知损害不一致，提示不应将阳性自筛结果直接视为ADHD诊断，而应作为需综合评估的认知或精神困难指标；临床应对自报ADHD症状既不盲目接受也不轻率否定，而应置于结构化鉴别诊断和神经心理评估中，尤其涉及是否需要药物治疗时；患者教育有助于减少对非特异症状的误归因。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EpiTrack?敏感性有限、EpiTrack?亚组癫痫负担较高、三级中心样本可能限制外推，且未直接评估社交媒体使用和自诊行为。

结论翻译：总之，本研究表明，虽然ADHD症状在PwE中相对常见，但其与客观测量的认知损害无重叠。认知缺陷似乎主要由癫痫相关因素驱动，尤其是发作频率、治疗负担和病程。这些发现强调区分主观症状报告与客观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性，并突出在该人群中开展细致临床评估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