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物制剂正在扩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治疗选择，但其开发引发了关于患者选择和治疗获益评估的未解问题。本叙述性综述批判性地讨论了临床证据、部分新兴项目以及在将靶向疗法转化为临床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美泊利单抗和度普利尤单抗已在嗜酸性粒细胞筛选人群中证明可减少急性加重。针对白细胞介素-33（IL-33）或ST2抑制的试验入组患者时未设定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阈值，并在部分但非全部试验中减少了急性加重：托佐利单抗在OBERON和TITANIA两项试验中均达到主要终点，阿替利单抗在ALIENTO试验中达到主要终点但未在ARNASA试验中达到，依特奇单抗在AERIFY-1试验中达到主要终点但未在AERIFY-2试验中达到。在这些项目中，点估计值在较高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下数值上更大，因此未设定入组阈值虽然拓宽了已证明疗效的人群范围，但并不能确立嗜酸性粒细胞不具有预测价值。三个IL-33项目中有两个还富集了既往吸烟者，部分以行为学标准替代了生物标志物标准。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变异性、循环与气道炎症之间的不一致性，以及预后性生物标志物与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之间的区别，进一步使治疗选择复杂化。新兴策略包括抑制多条炎症通路、更早启动生物制剂以及重新评估背景吸入治疗。预防急性加重仍然是核心治疗目标，尽管仅凭急性加重发生率无法确定是否改变了潜在疾病进程，且尚无试验预先设定应答定义、重新评估间隔或停药规则。对疾病稳定性的前瞻性评估以及补充性的功能和影像学测量可能提供对治疗效果的更全面理解。未来的研究应优先关注经过验证的疗效预测因子、对常规临床人群的适用性、长期安全性以及协调一致且具有临床意义的结果指标，以支持生物制剂在COPD中的有效和可持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