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s》：GIS-Based 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Urban Resources and Healthy Aging: Environmental Exposure Assessment of Frailty, Cognition, and Polypharmacy in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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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GIS）可量化与健康老龄化相关的城市资源空间可达性。这项横断面研究探讨了基于GIS的、以距离度量的城市设施可达性是否与智利塔尔卡317名年龄≥65岁的社区居住老年人的认知障碍、衰弱和多重用药相关。研究人员对居住地点进行了地理编码，并将其与基于至七
地理信息系统（GIS）可量化与健康老龄化相关的城市资源空间可达性。这项横断面研究探讨了基于GIS的、以距离度量的城市设施可达性是否与智利塔尔卡317名年龄≥65岁的社区居住老年人的认知障碍、衰弱和多重用药相关。研究人员对居住地点进行了地理编码，并将其与基于至七类城市资源欧氏距离的综合性城市质量指数（Urban Quality Index，UQI）相关联。身体衰弱采用Fried表型评估，认知障碍采用简版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估，多重用药定义为每日使用≥5种药物。认知衰弱类别被描述性地定义为Fried衰弱或衰弱前期与筛查性认知障碍共存。认知障碍参与者中衰弱比例为66.3%，而认知正常者中为24.5%（p < 0.001）。在调整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体质指数和营养风险的多变量模型中，低UQI与认知障碍、多重用药或衰弱无统计学显著关联。探索性的资源特异性分析提示，认知障碍参与者居住地距离主广场和公园较远，而距离急救卫生中心较近；这些发现未进行多重检验校正，仅具假设生成性质。总体而言，仅基于居住地的直线空间可达性可能不足以解释老年脆弱性。未来需采用基于路网和基于移动性的测量进行纵向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50年全球约22%的人口将达到60岁及以上。在此背景下，健康老龄化概念强调个体内在能力与其生活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城市环境因此成为健康老龄化的核心议题。认知障碍是导致老年人失能和依赖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发生受生物、心理、环境和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衰弱是常见的增龄相关综合征，以多系统生理储备下降和应激抵抗力减弱为特征，与跌倒、失能、住院和死亡等不良结局相关。多重用药在老年人中高度普遍，不仅反映共病负担，更被视为临床脆弱性的指标，并与身体衰弱和认知功能下降相关。衰弱、认知障碍与多重用药之间存在双向关联，可能共享神经退行性变、血管危险因素和慢性炎症等病理生理机制。
既往研究提示，社区建成环境特征如可步行性、街道连通性、公共交通可达性、绿地可得性与老年人认知功能和衰弱状态相关。然而，基于GIS的居住地空间可达性指标能否真正捕捉与老年人健康相关的环境暴露仍不明确。研究团队此前在智利塔尔卡市开展的两项横断面研究显示，GIS衍生的城市质量指数（UQI）与衰弱评估结果之间的关联取决于所采用的临床评估工具和环境指标，且未得出一致结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旨在评估基于GIS的、以距离度量的空间可达性指数是否与社区居住老年人的认知障碍、衰弱和多重用药相关，并描述身体衰弱和认知衰弱亚型在不同空间可达性水平下的分布，同时探索将综合指数分解为概念性资源组和资源特异性距离指标是否可提高环境暴露评估的可解释性。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依托智利马乌莱大区健康老龄化跨学科卓越研究计划（PIEI-ES）队列，该队列包含1205名65岁及以上社区居住老年人，基线评估于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进行。最终分析样本为317名居住于塔尔卡市城区且具有完整临床信息和可成功地理编码地址的参与者。衰弱状态依据Fried衰弱表型框架判定，包含步速减慢、握力减弱、非自愿性体重下降、疲乏和低体力活动五个组分。认知功能采用在智利人群中验证的简版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评估，得分≤13分判定为筛查性认知障碍。多重用药定义为每日规律使用≥5种药物。营养风险采用微型营养评定简表（MNA-SF）评估。空间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Google Maps和智利地理空间基础设施（IDE Chile），涵盖果蔬店、老年/社区中心、药房、急救卫生中心、主广场和公园、家庭/社区卫生中心及运动设施七类资源。UQI基于各资源欧氏距离评分加和计算，理论范围为7–21分，分值越高表示空间可达性越好。统计分析采用多变量二元逻辑回归模型，调整年龄、性别、教育年限、体质指数和营养风险等协变量，并进行了多种敏感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3.1 按认知状态划分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衰弱与空间可达性
317名参与者中，80人（25.2%）存在认知障碍。认知障碍参与者年龄更大（76.6±6.3岁 vs. 72.5±5.2岁，p<0.001），教育年限更少（7.4±3.7年 vs. 9.3±3.9年，p<0.001），营养风险比例更高（53.8% vs. 29.1%，p<0.001）。认知障碍组中66.3%为衰弱，仅6.3%为非衰弱；认知正常组中24.5%为衰弱，35.0%为非衰弱（p<0.001）。UQI得分在9至21分之间，按四分位分为Q1–Q4类别。参与者分布在各UQI类别间未因认知状态呈现显著差异。
3.2 按多重用药状态划分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衰弱与空间可达性
157名参与者（49.5%）符合多重用药标准。多重用药组体质指数更高（30.6±4.7 vs. 27.9±4.4 kg/m2，p<0.001），教育年限更少（8.2±3.9 vs. 9.4±4.0年，p=0.007），营养风险更普遍（42.7% vs. 28.1%，p=0.007），衰弱比例更高（42.0% vs. 28.1%，p=0.01）。UQI类别分布在不同多重用药状态间无显著差异。
3.3 不同UQI得分类别下的衰弱亚型、身体表现与多重用药
身体衰弱、身体衰弱前期和认知衰弱前期在各UQI类别间的患病率无显著差异。认知衰弱在Q2类别中数值最高（26.0%），但组间比较未达统计学显著（p=0.08）。Fried表型得分、握力和3米步速在各类别间均无显著差异。
3.4 按认知状态、多重用药和衰弱亚型划分的城市设施空间邻近性
探索性资源特异性分析显示，认知障碍参与者居住地距主广场和公园更远（240.8 m vs. 211.1 m，p=0.0447），距急救卫生中心更近（688.7 m vs. 919.8 m，p=0.0215）。多重用药参与者距急救卫生中心（767.3 m vs. 918.2 m，p=0.0376）、家庭/社区卫生中心（539.2 m vs. 616.9 m，p=0.0440）和主广场及公园（212.3 m vs. 239.7 m，p=0.0333）更近。按衰弱亚型比较，经Dunn–Bonferroni事后校正后，身体衰弱参与者比非衰弱者距急救卫生中心更近（602.3 m vs. 975.8 m，校正p=0.0228）；认知衰弱参与者比非衰弱者（265.3 m vs. 198.2 m，校正p=0.0334）和身体衰弱者（265.3 m vs. 205.2 m，校正p=0.0471）距主广场和公园更远。
3.5 较低空间可达性与临床结局的关联
采用≤18分切点时，较低空间可达性与认知障碍（aOR 0.94，95% CI 0.52–1.68）、多重用药（aOR 0.89，95% CI 0.55–1.45）或衰弱（aOR 0.96，95% CI 0.58–1.59）均无显著关联。采用更严格的≤16分切点时，多重用药的点估计值较高但未达统计学显著（aOR 2.07，95% CI 0.95–4.51，p=0.07）。Firth惩罚似然模型和仅调整年龄、性别、教育的简约模型结果一致。将指数限定于概念性有益资源或健康需求标记资源的亚指数分析亦未发现显著关联。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调整个体层面因素后，综合UQI与认知障碍、多重用药和衰弱无统计学显著关联。认知障碍、衰弱和多重用药在该样本中高度普遍且频繁共存，但这些临床模式未转化为与综合居住地可达性指数的一致关联。探索性资源特异性分析提示，认知脆弱群体倾向于居住在距主广场和公园较远的位置，而身体衰弱和多重用药参与者倾向于居住在距卫生服务设施较近的位置，这可能反映了健康需求、服务配置与城市形态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单一中等城市样本限制外推性、直线欧氏距离未能捕捉真实出行路径和路网约束、认知评估采用筛查工具而非综合神经心理测试等。未来研究应优先采用纵向和准实验设计，整合重复老年医学评估、高分辨率地理空间数据和活动空间移动性测量，并直接比较欧氏距离、路网距离和出行时间测量在解释老年健康结局方面的相对效能。研究结论指出，基于GIS的空间可达性指数与老年脆弱性结局之间未发现统计学显著关联，直线居住邻近性可能是不完整的健康老龄化暴露指标，尤其是在基本服务已广泛可达的紧凑型中等城市中。未来旨在为老年友好规划提供依据的环境暴露评估应纳入基于路网的出行、可步行性、物理障碍以及公共和绿色空间的质量、安全性、可用性和公平性。由于数据采集于单一时间点，这些横断面关联应被解释为空间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属于初步空间证据而非因果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