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Oncology》：Is the Income Trajectory of Older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ssociated with Mood Disorders? A Nationwide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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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障碍（mood disorders）受收入水平和健康相关应激源影响，在财务和社会脆弱的老年胃癌（gastric cancer）患者中尤其值得关注。本研究旨在确定该人群中癌症诊断后5年内收入轨迹模式与情绪障碍之间的关系。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02年至20
情绪障碍（mood disorders）受收入水平和健康相关应激源影响，在财务和社会脆弱的老年胃癌（gastric cancer）患者中尤其值得关注。本研究旨在确定该人群中癌症诊断后5年内收入轨迹模式与情绪障碍之间的关系。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02年至2019年全国健康保险服务-老年队列（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Senior cohort, NHIS-Senior cohort）数据，聚焦2008年至2014年诊断为胃癌的老年患者。采用潜在类别轨迹模型（latent class trajectory model, LCTM）根据癌症诊断前6年至诊断后1年的收入变化模式将患者分为5组。研究人员随后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评估收入轨迹与情绪障碍发生率之间的关联，并进行亚组分析。在4059名参与者中，667名（16.4%）在癌症诊断后5年内发生情绪障碍。Cox回归分析显示，与癌症诊断前6年至诊断后1年“持续最高”（consistently highest）收入组相比，“持续最低”（consistently lowest）组（风险比[hazard ratio, HR]：1.38，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05–1.81）和“下降”（decrease）组（HR：1.50，95% CI：1.15–1.95）均有显著较高的5年情绪障碍发生风险。持续低收入和下降收入轨迹与老年胃癌患者情绪障碍风险升高相关。这些发现支持监测财务困难和心理健康，并加强癌症照护、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之间的联系。
研究背景方面，胃癌（gastric cancer）仍是全球常见癌症之一，在韩国位列第四常见癌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rate, ASR）为55.3/10万，居全球第二；尽管发病率高，韩国胃癌生存率显著改善，主要与国家和公共筛查项目的早期发现及治疗进展有关，胃癌死亡率ASR由2000年的29.0/10万降至2023年的7.9/10万。随着癌症生存者增多，理解精神障碍对癌症患者的影响日益重要。癌症患者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常出现多种精神障碍，其中情绪障碍（mood disorders，以显著情绪状态紊乱为特征的精神疾病）是最常见共病之一，并与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相关。癌症及其长期治疗带来医学和心理应激，可能使癌症患者较一般人群更易发生情绪障碍。情绪障碍受生物、环境和心理社会因素影响，包括财务稳定性；贫困及金融服务和医疗可及性受限等应激源是情绪障碍的重要预测因素。癌症诊断和治疗造成的经济压力可能放大收入对情绪障碍的影响，高自付费用尤其使低收入患者面临医疗可及性障碍并加重财务困境，从而增加情绪障碍易感性。老年患者常面临身体衰退、社会角色丧失和社会关系弱化，可能加重心理痛苦；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老年胃癌患者比例增加，监测诊断后精神障碍的影响十分关键。然而，既有研究较少探讨收入变化对老年人或癌症生存者情绪障碍发生的影响，尚无针对老年癌症患者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癌症诊断前后收入轨迹如何影响老年胃癌患者情绪障碍的发生。
研究人员开展了全国性回顾性队列研究。数据来源于韩国全国健康保险服务（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 NHIS）的NHIS-Senior队列，该队列为2008年60–80岁人群的8%代表性样本，按性别、年龄、保险 premium 五分位和居住区域分层随机抽样；本研究使用2002–2019年数据，识别2008–2014年诊断为胃癌的老年患者，最终纳入4059名。研究人员采用潜在类别轨迹模型（LCTM）将诊断前6年至诊断后1年的收入变化划分为“持续最高”“中高”“中低”“下降”“持续最低”五类；采用landmark分析（以预设时间点界定暴露并随访其后结局的方法）将界标设为诊断后1年；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收入轨迹与5年情绪障碍发生风险的关联，并进行亚组分析和六类收入轨迹敏感性分析。研究发现，4059名参与者中667名（16.4%）在诊断后5年内发生情绪障碍；与“持续最高”收入组相比，“持续最低”组（HR：1.38，95% CI：1.05–1.81）和“下降”组（HR：1.50，95% CI：1.15–1.95）的5年情绪障碍发生风险显著升高。该研究提示，持续低收入和收入下降轨迹与老年胃癌患者情绪障碍风险升高相关，支持监测财务困难与心理健康，并加强癌症照护、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之间的衔接。
关键技术方法概括（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利用韩国NHIS-Senior队列（2008年60–80岁人群8%代表性样本，分层随机抽样）2002–2019年数据，纳入2008–2014年诊断为胃癌的老年患者。采用潜在类别轨迹模型（LCTM）基于诊断前6年至诊断后1年保险 premium 变化识别5类收入轨迹；以诊断后1年为landmark界标开展landmark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情绪障碍发生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风险比（HR）及95%置信区间（CI），并进行亚组分析和六类轨迹敏感性分析；统计分析使用SAS 9.4和R Studio 3.3.3。
研究结果如下。3.1 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在4059名参与者中，667名（16.4%）于胃癌诊断后5年内发生情绪障碍；情绪障碍在女性、年龄较大、农村居住、Medical Aid、残疾、Charlson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至少1分、接受手术或在农村地区医院治疗者中更常见。收入轨迹方面，“持续最低”组5年情绪障碍发生率最高（21.4%），其次为“下降”组（2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通过潜在类别轨迹模型分析，五类模型中各轨迹组比例均超过10%，且在2–5类模型中五类模型AIC和BIC最低，故将收入轨迹分为五类。3.2 按收入轨迹的5年情绪障碍风险（Five-Year Risk of Mood Disorders According to Income Trajectory）：通过生存分析，Kaplan–Meier曲线显示“持续最低”和“下降”组情绪障碍发生率最高，log-rank检验组间差异显著（p<0.0001）；Schoenfeld残差检验未发现所评估回归系数违反比例风险假设（均p>0.05）。Cox回归分析显示，与“持续最高”组相比，“持续最低”组（HR：1.38，95% CI：1.05–1.81）和“下降”组（HR：1.50，95% CI：1.15–1.95）的5年情绪障碍发生风险显著升高。3.3 收入轨迹与情绪障碍风险关联的亚组与敏感性分析（Subgroup and Sensitivity Analyses）：亚组分析显示，在家庭户主亚组中，“持续最低”组（HR：1.86，95% CI：1.21–2.86）和“下降”组（HR：2.10，95% CI：1.33–3.32）风险显著高于“持续最高”组；在其他家庭成员亚组中，仅“下降”组风险显著升高（HR：1.41，95% CI：1.01–1.98）。治疗医院位于居住区域内者中，“下降”组风险显著升高（HR：1.47，95% CI：1.02–2.11）；治疗医院位于居住区域外者中，“下降”组风险亦显著升高（HR：1.53，95% CI：1.04–2.25）。60–64岁患者中，“下降”组（HR：1.90，95% CI：1.10–3.29）和“中高”组（HR：1.61，95% CI：1.02–2.55）风险显著高于“持续最高”组；65岁及以上患者中，其他收入轨迹组与“持续最高”组相比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六类收入轨迹敏感性分析结果与主分析一致：与持续最高组相比，持续最低组HR为1.44（95% CI：1.09–1.89），逐步下降组HR为1.38（95% CI：1.05–1.83），晚期急剧下降组HR为1.52（95% CI：1.09–2.11）。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发现，诊断后5年情绪障碍风险在“持续最低”和“下降”收入组中较高，这与既往关于低或下降收入水平与成人情绪障碍风险增加相关的研究一致，尤其涉及老年人和癌症患者。癌症患者因较高自付费用面临财务困境，低收入者负担更重，老年患者因收入有限和财务恢复机会减少而更受影响；财务准备不足可能加重精神障碍。韩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处理老年癌症患者社会经济差异并早期识别和管理精神障碍十分重要。持续低和下降收入轨迹均与较持续高收入更高的情绪障碍风险相关；收入突然下降可引发财务不确定性和压力，老年患者又面临个人和健康损失累积及财务社会资源减少。亚组分析提示，家庭户主受收入轨迹影响更大，可能与其家庭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有关；治疗医院位于居住区域外的患者影响更大，原文提到旅行和离家住宿相关的痛苦、焦虑和孤独，但未直接评估旅行负担及原因；60–64岁患者影响更明显，可能与退休年龄转型及癌症诊断打乱退休计划有关；六类敏感性分析支持主要发现稳健。讨论指出应关注老年胃癌患者尤其是持续低或下降收入者的财务困难和心理健康，支持癌症照护、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更紧密协调。局限性包括：未纳入饮酒、吸烟和运动等健康行为变量，但纳入CCI反映基础健康状况；缺乏癌症分期信息，不能排除残余混杂；排除未治疗患者及既往或诊断后早期情绪障碍患者，结果外推受限；收入轨迹仅分析至诊断后1年，因果解释有限；情绪障碍基于健康保险索赔诊断识别，未就诊或未诊断者可能被归为无结局，可能低估发生。结论翻译：持续低和下降收入轨迹与老年胃癌患者情绪障碍风险升高相关。这些发现支持监测财务困难和心理健康，尤其应关注低收入或收入下降患者，并加强癌症照护、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之间的联系。鉴于观察性设计，仍需进一步研究以确定针对财务困难的干预能否改善该人群的心理健康结局。
